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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宗族与徽州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

发布日期:2013-9-27 浏览次数:2878

一次高质量、高层次的徽州宗族专题研讨的盛会

——徽州宗族与徽州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由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主办的徽州宗族与徽州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4年8月16—18日,在美丽幽静的安徽大学主校区举行。来自中国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浙江、广东、福建、河南、安徽和香港,以及美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40余位专家学者,围绕宗族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徽州宗族、徽州谱牒和徽州法制与社会等专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与争鸣。教育部社政司何健处长也应邀与会指导,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这次会议始终在一种相当融洽的氛围中进行。会后,与会学者一致反映,这是徽学研究专题研究的一次告质量、高层次的学术盛会。

  下面,我们仅就这次会议讨论的主要议题,进行综述。

  一、关于宗族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徽州宗族和徽州社会的专题研究,离不开宗族研究的宏观理论与方法的指导。在这次会议上,来自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的黄国信和温春来博士提交的长篇论文《功能模式、意识模型与过程分析——从弗里德曼到科大卫的中国宗族研究》就是关于宗族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代表性作品。两位学者长期致力于广东、湖南和贵州地区的宗族与社会研究,对海内外有关中国宗族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相当熟悉,他们分别从功能模式、意识模型和过程分析的角度,对从弗里德曼到科大卫再到刘志伟、陈春声等关于中国东南地区宗族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进行了梳理和总结。指出:“他们的宗族研究最大特色在于超越宗法制度条文分析性的分析,超越视宗族为‘血缘群体’和‘亲属组织’的方法,超越功能主义的理论框架,切切实实地分析宗族在中国历史过程中的具体运作,从而揭示出宗族作为控产机构和文化资源的特质。”

  温春来博士还综合利用上述理论与方法,同时向会议提交了他的最新研究成果《血缘世系群体向宗族的演变——以贵州大方普底黄氏家族为例》。这篇论文以贵州大方普底黄氏家族为例,探讨和揭示了国家礼仪与地方传统之间的互动关系。

  来自南开大学的毕文娟硕士则从家族意识的庶民化、宗族建立与扩张、祖先谱系的重构、宗族族产的意义等视角,对徽州宗族与华南宗族进行了对比研究,这个研究是很有意义的。

  二、关于徽州宗族的基本结构和主要特征

  来自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的卞利教授,在他向大会提交的《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的基本结构和主要特征》的论文中,根据清初赵吉士关于徽州宗族的论述,结合其他谱牒文献,集中探讨了徽州宗族的基本结构和主要特征,认为,明清时期徽州宗族呈现出族长、房长、族众和佃仆等金字塔形结构,尊卑有序,等级森严。其主要特征主要表现在聚族而居、谱系缜密、祖墓井然、家法严厉、祠堂林立等方面。卞利教授还对明清徽州宗族的基本结构和主要特征形成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香港中文大学的卜坚博士在他的《谱志兼修——清初歙县槐塘程氏的文化形成》主题报告中,通过对明末清初歙县槐塘程氏宗族家谱和两淮盐法志编修过程的考察,探讨了槐塘程氏和歙县岑山渡、江村程氏宗族势力的消长,并由此揭示了隐藏在两者势力消长背后的关系。

  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赵华富教授不仅向与会代表赠送了他新近出版的《徽州宗族研究》著作,而且还向大会提交了2篇极有分量的研究论文。《绩溪县龙川胡氏宗族调查研究报告》,是他关于徽州宗族系列调查研究的成果之一。在这篇长篇调查报告中,他从谱牒文献的调查入手,结合实地采访资料,其所得出的许多结论,都给人以启发。

  来自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的资深徽学研究专家唐力行教授,则依据绩溪县宅坦村保存下来的丰富的宗族会议记录等珍贵资料,以《徽州宗族社会生活实态——重构抗战前后(1933-1947)一个村落的宗族生活》为题,对抗战前后徽州一个胡姓宗族聚居村落的宗族生活实态,进行了极为细致而深入的研究。

  上海师范大学的吴仁安教授,对绩溪四大胡氏宗族进行了溯源,并就四大胡氏宗族中的主要名人展开了论述。安徽社科院的陈瑞博士,在以歙县虹源王氏宗族为中心,探讨了明清徽州宗族的婚姻圈等问题。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特聘教授栾成显先生,在《明清徽州的异姓承继》的会议主题报告中,依据同治婺源《腴川程氏宗谱》和大量文书资料,对明清徽州宗族的异姓承继问题展开了深入论述。黄山市地方志办翟屯建副研究员,则从血亲认同的视角,对徽州宗族的特征,进行了详细的考察。

  在这一专题讨论中,会议代表围绕徽州宗族的基本特征、绩溪胡氏宗族究竟为几支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和补充,并在讨论和争鸣中获得了较为一致的看法。这种氛围是近年来学术讨论会中不多见的。

  三、关于徽州谱牒文献的探讨

  徽州谱牒目前保存和收藏的数量颇丰,因此,围绕徽州谱牒问题的讨论,也成为这次国际学术盛会的主要议题。
赵华富教授在他的论文《谱牒三论》中,就谱牒的价值、内容和体例等三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澄清了学术界对谱牒文献认识上的误区。

  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的朱万曙教授向参加会议的每一位代表赠送了他新近点校出版的《新安名族志》,他还向会议提交了《〈新安名族志〉的编纂过程与版本》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朱万曙教授详细考察了《新安名族志》的成书过程和诸种版本,澄清了以往海内外学术界对《新安名族志》的错误认识。上海市社科院历史所钱杭教授因事未能到会,他也向会议提交了关于《新安名族志》的研究报告,并以《通谱》的另一类型的角度,对《新安名族志》进行了解读。

  华南师范大学的林济教授以程敏政和汪道昆为中心,对明代中后期徽州士大夫的修谱建祠活动进行了考察。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的常建华教授长期致力于徽州宗族和中国宗族史的研究,此次会议他因故未能与会,他提交的会议论文《程敏政的宗族建设》,也从明代中期程敏政参与的休宁陪郭程氏宗族修谱、建祠、祭祀等角度,对徽州士大夫积极参与宗族建设活动进行了论述。

  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的徐道彬博士则以《戴震〈族支谱序〉及宗族的矛盾》为主题,对戴震提出的有关修谱存真与宗族矛盾的思想展开了讨论。

  四、关于徽州宗族与徽商

  徽商研究和徽州宗族研究一样,是徽学研究领域中的重要内容之一。这次会议围绕徽州宗族与徽商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王廷元教授在他关于徽商与徽州宗族的主题报告中,从明清徽商与宗族互动的角度,对徽商与徽州宗族的关系,作了精辟的演讲。来自厦门大学历史系的王日根教授则以《明清徽州商人对家族观念的超越及其意义》为题,全面研究了活跃于明清商业舞台上的徽商对家族观念的超越及其由此所产生的意义。认为,明清时期的徽商从传统起步,但并未彻底否定传统,而是顺应社会发展需要,不断弘扬传统并超越传统,从而为己所用,获取丰厚的商业利润。

  安徽建筑工业学院的孙长城硕士对歙县江村江氏宗族的商人,展开了论述。华东师范大学的宗韵博士,则对徽商和宗族教育进行了研究。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的王振忠教授教授虽未能与会,但他提交的关于《少林武术与徽商及明清以降的徽州社会》论文,也从另一个角度,对徽商与徽州宗族社会的关系展开了讨论。

  五、徽州宗族与徽州社会、法制与文化

  徽州宗族是明清时期徽州社会的基础,有关徽州宗族与徽州社会、法制、文化关系问题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

  来自日本东洋文库的徽州宗族与戏剧研究领域资深研究专家田仲一成教授,在《徽州宗族对于乡村戏剧的政策和控制》的会议论文中,以明万历休宁《茗洲吴氏家记》和徽州文书为例,全面系统地考察了徽州宗族通过戏剧等文化政策来强化对乡村社会的控制,这一研究从另外一个视角,审视了徽州宗族对稳定乡村社会秩序和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而来自美国夏威夷大学历史系的郭琦涛博士,则和田仲一成教授的研究旨趣不谋而合,他的论文《五猖神的象征性意义》,通过对盛行于徽州民间的五猖神崇拜和赋予五猖神的象征性意义,探讨了国家与社会、宗族与行商的利害关系。浙江社科院历史所的陈学文教授在《明代徽州的社会与文化:从几部浙藏明刻徽州宗谱来研究》论文中,根据浙江省图书馆等公共藏书部门所收藏的几部明代刻本徽州家谱,对明代徽州的宗族社会与文化进行了阐述。日本中华宗亲会的陈福坡博士、宅间利翁博士,则对徽州宗族对徽州社会的凝聚力、徽州宗族与绘画等关系,作了论述。

  徽州向来为“好讼”之区,素有“健讼”传统,因此,流传下来的有关徽州诉讼的文书资料也十分丰富。尤其是记录明末休宁主仆诉讼的《不平鸣稿》历来是学者关注的焦点问题。来自司法部研究所的韩秀桃博士和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的阿风博士都对《不平鸣稿》产生了兴趣。阿风博士《明代后期徽州休宁县诉讼案卷——〈不平鸣稿〉介绍》和韩秀桃博士《〈不平鸣稿〉所见明末徽州的民间纠纷及其解决》,是本次会议集中探讨明代徽州法制与社会的论文。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胡中生博士则以《一起晚清徽州店屋典当的族内纠纷与诉讼——兼论诉讼中宗族、地方与国家的关系》为题,对徽州诉讼中国家、地方与宗族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深入考察。

  安徽大学历史系的周致元教授在《明代徽州的自然灾害及官府和宗族的社会调控措施》论文中,则对明代徽州自然灾害中徽州宗族的救灾赈灾及其于封建官府之间的救灾赈灾措施进行比较研究,从而探讨了自然灾害过程中宗族与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

  来自南京大学历史系的王昌宜博士、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的陈联博士还分别考察了徽州宗族的办学活动、徽州乡村社会中的绅权问题进行了考察。来自河南大学历史系的牛建强教授则对明代徽州的赋役负担等问题作了论述。安徽大学历史系的陆发春副教授以胡适为例,探讨了晚清时期徽州学子的成长之路。

  来自上海人口研究所的黄玉捷博士,还对与徽州类似的江西流坑村董氏宗族历史进行了考察,并就它们的现代化发展之路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六、几点体会

  这次徽州宗族与徽州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由于主题集中,与会学者又多系该领域研究的专家,且会议作风民主,讨论热烈友好。因此,本次会议开得相当成功。

  总的来说,本次会议主要呈现出以下几大特点:

  首先,就讨论议题而言,相对较为集中,这就有效避免了综合性讨论会主题分散,讨论不着边际的弊端。

  其次,会议始终本着学术至上的原则。因而,与会代表畅所欲言,无拘无束,讨论问题深入到位,气氛热烈,十分踊跃。

  复次,老中青三代相结合,互相补充、互相学习、互相提高。

  最后,在理论、方法和路径上,各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济济一堂,历史学、文献学、社会学、法学、人类学等学科专家不以学科为藩篱,而是互相取长补短。至于宏观考察和微观研究相结合、文献研究和田野工作等具体研究方法的利用,更使得这次会议所讨论的问题切中要害,收获显著。

  这次会议同时也给我们提供了以下可供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首先,西方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如何运用到包括徽州在内的中国的实际问题,如何实现西方理论的本土化,从而形成包括徽州在内的中国宗族研究本土理论与方法,避免西方理论的话语霸权,的确是我们徽学研究中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

  其次,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是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热门话题,包括徽州宗族在内的中国历史时期的宗族究竟在国家与社会中处在什么样的地位?具有什么作用?这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徽州社会能够长期维持在一个超稳定的状态,这与宗族在乡村的统治与有效治理是分不开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来用具体的史料,将宗族放在一个准基层组织的位置,从而观察其与国家的关系。

  最后,如何对待谱牒文献的问题。家谱历来被认为是和国史、郡志相对应的高度,进而在研究家族史方面发挥了其他史料所难以发挥的作用。但毋庸讳言,家谱也存在真假难辨、良莠不齐的现象,为尊者讳、为贤者讳,隐恶扬善、攀附名人,历来是家谱的通病,这就使得家谱文献的史料价值大打折扣。研究宗族问题,离不开家谱等谱牒文献,问题在于我们一定要细加鉴别,谨慎使用。

  徽州宗族与徽州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顺利闭幕了,会议所取得收获以及留给我们的思考还有很多很多。与会代表也强烈要求类似的会议以后还要坚持举行下去,并争取给报告人更多的时间,留下更多讨论的余地。

  我们相信,有海内外专家学者的支持与参与,徽学研究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灿烂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