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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苏州、徽州进士的文化素质与文化互动

发布日期:2013-9-27 浏览次数:2648

明清苏州、徽州进士的文化素质与文化互动

吴建华

  明清苏州进士1779名,其中明代1016名,清代763名。明清徽州六县的进士652名,其中明代405名,清代247名。明清苏州进士总数比徽州进士总数多1127名,是徽州的近3倍。但是,在进士与人口的比重上,尽管我们无法用数据精确衡量,却可以判断,徽州保持着与苏州大体相似的比率。换言之,明清徽州进士基本保持与苏州等距离同步发展水平。这已经是很高的水平了。因为苏州的科举兴旺发达是全国最高的水准,徽州的科举水准,从进士与人口之比的相对数量上来说大体接近于苏州。

  两地进士人才在50名以前都有足够的数量,比例极高,苏州超过半数,徽州接近45%。这说明两地进士和博学鸿儒科、经济特科人才在全国具有极强的竞争能力,获得了很多的优等名次。一甲进士苏州占到自身的3.78%,徽州也有1.39%。两地进士名次的距离很大。总体上,50名以前的进士人才比例苏州比徽州要高出8.4%。具体到分甲等第上,一甲,徽州比苏州差2.39%,二甲差9.5%。而苏州的三甲进士低于徽州的11.88%,反过来说明苏州士子的进士名次竞争力高于徽州士子。两地均有寄籍在外的鼎甲进士,但苏州迁入的外乡人中鼎甲进士不少,徽州极少外乡人迁入之鼎甲进士,说明苏州吸引外乡人(包括徽州人)到来,中式鼎甲进士的力度大,是以吸纳人口和进士人才为主的地区,而徽州则相反,是以流出为主的地区。苏徽鼎甲进士的一出一进,就使两地有了有机连接,发生互动。

  诗文别集在传统中国的明清时代仍然是衡量个人文字创作能力的一大标志。士人一生心血往往熔铸在他的诗文集中。根据柯愈春《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将清代(包明末清初)苏州、徽州有诗文集的作者加以统计,得知苏州共有各类诗文集作者1842人,徽州共有4%人。苏州清代诗文集共存4218种,亡佚327种,合计4545种,约占全部清人诗文集4万余种的11.36%;作者共1842人,约占全部清人诗文集作者19700余家的9.35%,人均著述2.47种,人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44种。这是一府之地的文化创造实力、人才文化素质的高度展现。徽州清代诗文集共存984种,亡佚“种,合计105。种,约占全部清人诗文集的2.63纬,作者共496人,约占全部清人诗文集作者的2.52纬,人均著述2.12种,虽然低于苏州水平0.35种,但略高于全国水平,同苏州一样,也称得上是全国文化创造的发达地区。

  由于徽州社会上千年谱系不乱,祖宗影子长存,家族结构齐整,宗族血缘关系严密不紊,加上经商人口的频繁流动,徽人特别愿意将徽州老乡的时间范围扩大拉长。凡是从徽州出来的,无论时间多久,都可以合成徽人一家。因此,徽人徽士虽然移徙在外,到了苏州等经济文化繁荣之地,寄籍在客地很多代了,属于入籍之地的一分子,为迁人地贡献了才智,也享受了迁入地的物质文化生活,却仍然不忘是徽州的一分子。这样的双重身份使徽人既视迁移为常事,又把故乡意识深植在骨子心底,代代相传,从而铸成徽人异常突出的在迁入地和迁出地上的坚硬联结,使徽土本土和和苏州等迁入地之间发生大方位(不是全方位)的交流和互动效应。

  毋庸置疑,起先是以徽州商人为主的人口的主动流动,到苏州经商,连起了两地交流的纽带。他们充当了徽土本土和苏州等迁土入地交流和互动的使者或媒介。随后在经济营商、社会风尚移易、进士等科举人才和文化上,苏州、徽州之间交流密切,不断互动起来。显然,这种互动总以徽人主动地进入,苏州以全然开放的姿态畅着胸怀接纳而进行的。从徽州~苏州,形成互动的一个方向,又从苏州~徽州,形成互动的另一个方向,并且双向互动,进行反应性和依赖性的循环往复,以至无穷,其中有竞争,有冲突,有合作,有主导,有强制,有顺从,有顺应,有模仿,不过这些行为和心态的变化更多地通过社会和人们的选择进行,较少行政的主动规划和引导,结果,苏州经济变化和繁荣少不了徽商的功劳,苏州社会变动打上徽文化的印记,苏州科举人才舞台活跃着徽州士子的踪影,而徽州社会的日常生活、经济生活、社会运行、文化风貌、人口心态等方面都能找到苏州社会文化的影响。这样,苏徽逐步结成平原和山区、发达与落后、先进与后进之间的一种交流和互动类型。
明清苏徽进士文化素质的提高就是这一互动类型在科举和文化层次上交流和互动的结果,这可以从进士、进士诗文集作者的交流和互动来做分析。

  首先,苏徽进士发生互动。徽州士子寄籍在苏州等地,得风气之先,用功攻读,不负众望,蟾宫折桂,独占鳌头的机率比在闭塞的本土山区高得多。寄籍或久迁他乡的徽州士子考中状元、进士的人数多,成为徽州进士史的一大特色。尤其在苏州颇有起色,得到了与苏州文化交流和互动的巨大优势。他们已经敢于同苏州或江南的士子挑战棘围,平等竞争巍科高名,说明他们的文化素质达到或超过了许多同铸。正是他们向文化中心的迁移,才使他们的进士科举成功和成才加速。同时,他们在苏州鼎甲进士中占有了一席之地,更使得苏州的鼎甲进士旺盛起来。苏州进士人才深深打上了徽人士子的烙印,而徽州进士人才受到苏州文化的熏陶,并移易着原乡社会风俗民心。这就是苏徽的文化科举互动。它由徽人士子作出主动性流动,又由苏州社会和文化起着领先和主导地位。

  其次,苏州清代进士诗文集作者有些来源于徽州。这些徽州诗文作者入住入籍苏州,与苏州结成的不是血缘就是地缘的关系,情同徽州故乡,将徽文化特性带到苏州,为苏州文化和吴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又为徽州人文添彩,壮大了徽文化的名声。他们堪称徽文化的使者,吴文化的学者,徽州、苏州文化的融通者。迁苏徽人及其进士有的已经完全成为苏州人,实现了徽苏之间诗文和文化的相互融通。

  从进士这一科举的高层次人才群体入手研究,试图提供一个视点,进一步考察比较明清苏徽人口和人才的文化素质差别,更好地探索江南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进程。因为我们认为,社会或社区人口的文化素质状况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进程,而处于主流地位、高层次群体的进士文化素质状况首先应该注意。明清江南苏州、徽州进士群体在全国进士和整个科举功名群体中举足轻重,经过比较研究,得知其基本状况和文化互动的特性,对于其它研究应该有所裨益。

  (《史林》200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