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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与互动:明清时期苏州与徽州的市镇

发布日期:2013-9-27 浏览次数:2572

差异与互动:明清时期苏州与徽州的市镇

唐力行 申浩

  苏州与徽州,前者地处江南水乡平原,后者地处江南山地,明清时期,两地市镇同步勃兴、联系密切却又各具特色。本文拟对苏州与徽州的市镇进行比较,进而探讨在不同历史地理、区位条件下两地市镇分布、结构与功能的差异,以及两地市镇的互动关系与发展的差夕十。

  一  历史地理、区位条件的不同,造成两地市镇发展的差异。

  差异之一是两地市镇分布的不同,具体表现为四个方面:

  一是市镇布局的不同。苏州为鱼米之乡,河道纵横,水网密集,形成网状地块。市镇多依水而设,这既有利于市镇与相邻四方村落的密切联系,但同时又使得每一市镇影响的范围不是很大,从而在苏州地区形成乡村—基层市镇—中心都市的经济社会分层结构。市镇的分布相应呈网状结构。徽州由于道途梗阻,交通乏便,对外联系依靠水路,市镇虽也沿江沿河而设,但沿新安江及其支流上下,形成了深渡、屯溪、龙湾、渔亭、万安、岩镇等市镇纵向的线状布局。这一分布结构适应了徽州特殊的地理条件,为徽州对外联系提供了便利,但也使得市镇对广大山区腹地的影响力不大,未能覆盖大多村落。
    二是市镇密度的不同。这与该地不同的自然环境、人口、经济发展水平相关。苏州地理、区位条件优越,人口密集,商品经济发达,市镇分布密度相对较高。而在徽州,由于山区人口密度大大低于平原地区,加之受地势的限制,市镇只是沿河分布,故市镇密度相对较低。

  三是市镇稳定性的不同。两地地理、区位条件的差异,对市镇发展的稳定性有一定的影响。苏州地处平原水乡,地理环境变化较大,兼之易受战乱冲击,经济变动亦大,几种因素常常交织在一起,使苏州市镇容易受到冲击而相应变动,使得苏州市镇发生迁移和兴衰更替现象。相比较而言,徽州市镇多处于水路要冲,加之市镇与市镇之间的距离并不近,市镇之间并不存在互相竞争的因素;相反,正是通过沿江沿河的大小市镇的集散功能,才保持了徽州经济社会的正常运作。加上徽州地势闭塞,罕受外来破坏,因而徽州市镇的存在与发展均较为稳定。
四是市镇规模的不同。明清时期苏州地区商品经济繁荣,市镇经济发达,市镇规模一般都较大。很多市镇人户超过千家,形成与政治中心相类似的城市结构。而徽州市镇多以中小型规模为主。

  差异之二是苏州与徽州市镇功能的不同。由于地理、区位及分布的差异,苏州与徽州市镇在市镇功能上也同样体现了平原与山地的不同特点。苏州市镇已形成以“专业化”生产为特色的市镇经济功能。这反映了明清时期苏州市镇经济的发达程度与繁华,并刺激了早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徽州市镇在很大程度上是应商品集散所需而建立的。自古以来便以山区土产换取外地的粮食和日用品。其输出的多为茶、木、枣、笋等土特产品,这类产品对加工业的要求一般很低,因此,市镇的集散功能远远大于生产的功能,这就使徽州市镇功能局限于商品集散与流通。

  差异之三是市镇社会结构的不同。

  一是市镇社会文化结构的不同。苏州市镇以其“专业化”生产功能吸引了大量的外来流动人口,而徽州市镇以商品集散为主的功能使其在吸纳外来流动人口上十分有限。这就使苏州与徽州市镇社会文化结构有着很大的差异,前者已突破血缘网络,而以地缘与业缘为主,后者仍保留有强烈的血缘色彩。外来商人群体在苏州市镇建立起各种地缘性的会馆和业缘性的公所以取代血缘性的宗族组织,商品经济的繁荣推动苏州市镇宗族组织迅速瓦解。宗祠的鲜少,祭祀仪式的简化,反映了苏州市镇宗族文化的影响力弱化。与此相应的,是各种与经济活动密切相关的社会文化的活跃。如以佛道教信仰为主的民间信仰的繁兴。各类寺庙往往为该市镇的标志性建筑。各市镇民间信仰活动均带有明显的经济色彩,并反映出以地缘替代血缘的倾向。苏州市镇文化的庞杂、兼容,冲击着传统农耕社会的伦理纲常、价值观念,反映出苏州市镇社会文化结构的转型。徽州市镇仍保持宗族社会实态,茶馆、酒肆稀少,而祠堂众多,这有力地说明了市镇经济的繁荣并没有对封建宗族制度造成冲击。相反,却为其繁荣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保障。即使是一些势单力薄的小姓往往也借助于多姓或一姓多家合社而祀的形式来争夺自己的生存空间。社会的活动体现了宗族血缘的延伸和一定的地缘色彩。此外,徽州市镇中还存在着许多公众的祭祀活动,也都旨在强化宗法观念。

  二是市镇社会分层构成的不同。苏州市镇,商品经济发达,人口流动性大,社会阶层上下起落无常,社会分层结构复杂,所谓“地无土著,大半皆浮居”是较普遍的现象。市镇除了商人阶层之外,还有因商业活动而衍生出的大量游手之徒,如脚夫、打行、访行等等,他们在市镇中的的生活、活动构成了江南平原市镇特有的现象。另外,从苏州各乡镇志中人物传记可见,在苏州市镇中既有达官显宦,也有在野的士子学人,还有从事医术、科技、绘画、雕刻的名手以及僧尼、道士等,在他们身上充分反映了苏州市镇极富个性的市镇文化,体现了明清以来苏州市镇的繁荣昌盛。而徽州市镇虽为商品集散中心,但仍以宗族聚居为主,外来人口较少,市镇人口构成相对简单。苏州与徽州市镇的差异还可从两地的乡镇志来看。苏州地区乡镇志的数量不仅众多,而且都非常强调市镇与乡村的区别,注重市镇地位、范围的界定,且多有关商业与市民的记载。而徽州地区鲜有乡镇志资料。各府县志中也都详载乡村的情况,而忽略市镇。因此,徽州市镇可视为一个诸多宗族集聚之地,是一个扩大了的村落,只是它居于水路交通孔道,还担负了商品集散的功能。

  二、徽商与两地市镇的互动。

  其一是徽商造就了苏州市镇的繁荣。徽商以盐典茶木粮布商等为主,他们在苏州市镇的经营活动推动了苏州市镇商业的繁荣,推动了苏州地区乃至江南区域市场网络的发展。

  其二是徽商积极参与苏州市镇的建设,维护市镇社会的稳定,促进市镇文化的兴盛。地方志和碑刻资料显示,徽商在苏州市镇多有善行,他们斥资修桥筑,热心于市镇的的公共建设。

  其三是徽商促进了苏州市镇资本主义萌芽的诞生。苏州市镇通过徽商与世界市场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并促成了民营丝织业手工工场的兴起。

  徽商的经营经营活动促进了苏州市镇经济的繁荣与社会转型,但在当着徽商部分商业利润返回徽州后,却造成了与苏州相反的结果,加重徽州市镇的保守与滞后性。

  (《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