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2017年11月22日 星期三

徐道彬博士撰著的《戴震考据学研究》序言(节选)

发布日期:2013-9-27 浏览次数:3090

  本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徐道彬博士撰著的《戴震考据学研究》,于2007年8月由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近50万字。对清代学术大师、徽州休宁人戴东原的学术思想作了全面系统的研究,既总结了戴氏的学术成就,也探索了戴氏的治学途径,特别是对戴氏治学方法作了详尽的分析和归纳,对今天的历史文献研究和徽学研究者都有一定的帮助。有中国训诂学会副会长、著名语言学家董志翘教授为之作序。

  《戴震考据学研究》序言(节选)

  作为“乾嘉之学”领军人物的戴震,其研究领域之广泛,著作之弘富,影响之深远,一直为国内外学界重视。两百多年来,对于戴震学术与思想的研究也层出不穷。但纵观历来的研究,大多偏重于对其哲学思想的探讨,研究戴震文字、训诂成就者盖寡,而研究戴震辑佚、校勘、版本、目录、辨伪方面贡献者则几近阙如。这对于一个以考据学闻名的大师而言,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因此,道彬的《戴震考据学研究》是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开拓意义的。  

  正如道彬在文中所言:“戴震考据学研究文章偏少的原因既与考据学自身问题有关,也与人们的对待有关。考据与义理是注释儒家经典的两种形式,二者同时并生,共存发展,又互为消长,此为学术发展之规律。有今文经学的兴盛,便有古文经学的反对,有乾嘉考据学的兴盛,便有道咸以后经世文章的兴盛和考据学的衰落。考据学的艰涩枯燥,不嗜声华,也便有‘皓首故纸’和‘琐屑无用’之名,由此影响了后人对乾嘉考据学的整理,也为戴震考据学的研究增加了难度。”戴震考据学涉及范围极广,材料众多,阅读难度甚大,加之前人对他考据学的整理、总结、研究成果较少,故缺少倚傍。而道彬却知难而上,甘坐冷板凳,焚膏继晷,用三年的时间,写成了这部书稿。通观全书,在以下三个方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以“朴学”精神研究考据学

  本书首次对于戴震在考据学方面的成就作了全面、系统的总结介绍,有鉴于多数文章“只是泛泛引用戴氏哲学理论和治学名言,变换形式地反复说解,言之无物,缺乏深度和说服力”的现状,因此道彬力图一切从戴震著述入手,从实证出发,用材料说话。比如言及戴氏在文字学方面的考据成就六书“四体二用”说,便从其《六书论序》、《答江慎修先生论小学书》《论韵书中字义答秦尚书》等著述中挖掘理论材料,从《毛郑诗考正》、《尚书义考》、《方言疏证》等著述中选取实际应用材料;言及戴氏在音韵学方面的考据成就“分古韵九类二十五部”、“阴阳入三分”、“对转”、“古声二十位”说等,便从其《答段若膺论韵书》、《声类表》、《声韵考》、《转语》等著述中挖掘理论材料,从《毛诗补传》、《尚书义考》、《方言疏证》等著述中选取实际应用材料;言及戴氏在训诂学方面的考据成就“以形索义”、“因声求义”、“故训音声相为表里”说等,便从《尔雅文字考序》、《六书音均表序》、《与王内翰凤喈书》、《与是仲明论学书》等著述中挖掘理论材料,从《屈原赋注》、《孟子字义疏证》、《水地记初稿》等著述中选取实际应用材料。以上方法同样贯穿于全书各章节,这种研究方法正是戴氏提倡的“非周察而得其实,不敢以为言;非精心于稽古,不敢轻笔之书”精神的反映,这种方法当然是建筑在对戴氏所有著述烂熟于心的基础上的。

  二、注重考据学方法、思想的总结提炼。

  梁启超云:“凡欲一种学术之发达,其第一要件,在先有精良之研究法。”本书在全面、系统总结梳理戴氏考据学成就的基础上,特别注重提炼归纳戴氏的考据学方法与考据学思想。本书中将戴氏的考据学方法归纳为“由博而约,学贵精审”、“探索隐,注重归纳”、“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将戴氏的考据学思想归纳为“以词通道,明经致用”、“实事求是,空所倚傍”、“通达公允,不存偏见”,均贴切允当,使人信服。戴氏学问博大精深,在考据学方面之贡献罕有其匹,戴氏的治学方法与思想,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实用价值。能对于戴氏所有考据学成果广泛收集、系统梳理尚属不易,更何况对戴氏的考据实践进行理论升华,提出了颇具新意的观点,此无淹博之学养及高明之识断者非能为也。因此本书既体现了道彬对艰深的戴氏著述反复研读爬梳的辛劳,也体现了道彬扎实的理论功底与极强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多所创获,新见叠出。

  创新乃科学研究的生命,本书就为我们提供了不少经过作者深思熟虑并严格求证后得出的新见。比如在戴震考据学渊源的考察上,坚持历时与共时相结合,认为戴氏的考据学“是在承接前代考据成果的基础上,尤其是远承东汉古文经学的思想内容和治学方法,近接清初顾炎武等倡导的朴学学风,在反理学的独特时代背景和地域文化感染下,刻苦自学,深造自得”而形成的独树一帜之学。其中关于戴震独特的生活经历和徽州地域文化的影响熏陶造就了独特的治学之路的论证,尤为新颖,给人以深刻的启示。又如戴震与江永的关系也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热点,本书从浩繁的《戴震全集》中搜集出全部戴氏涉及二人的言论、称谓资料,从量化分析入手,推断“江、戴并非师生关系,而是同研经术,切磋学问,取长补短,各有所得的师友关系”,这也不能不令人击节称叹。再如作者在《余论》中对清代学术派别的分析,不因袭前人划分扬州学派的惯例,认为扬州学术乃“戴学在扬州地域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和更高更全面的阐扬而已”,见解也十分精到。诸如此类,不胜列举。

丁亥夏于金陵石头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