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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徽州文书》的整理与出版

发布日期:2013-9-27 浏览次数:3034

评《徽州文书》的整理与出版

周晓光

  期盼已久的《徽州文书》第一辑10卷2005年1月终于与读者见面了。主编刘伯山先生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以满腔的热情全身心投入徽州文化的研究与宣传,并着力于徽州文书的收集和整理,在徽学界声名远播。以他名字命名的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伯山书屋”收藏了丰富的徽州文书,徽学界久闻其名而因种种原因不得其详。此次《徽州文书》首次影印展示了“伯山书屋”收藏的部分文书,同时也公布了祁门县博物馆收藏的部分徽州文书精品,令徽学研究者欣喜不已。这批文书的整理和出版,无疑是学术界的一件盛事。

  一、《徽州文书》第一辑10卷公布了徽州黟县和祁门的珍贵文书4995件,如此大规模以影印的方式集中整理和公布徽州文书,在学术界和出版界是空前的盛事。

  上世纪50年代中期,徽州文书被大规模发现并获得确认,其数量之多,研究价值之大,曾被誉为是20世纪继甲骨文、汉晋简帛、敦煌文书、明清档案发现之后中国历史文化上的第五大发现。(叶显恩:《徽州文化全书总序》,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近年来,徽州文书的发现进入新的高潮,据专家最新估计,其文书的数量当在35万件左右。但在徽州文书大规模发现的同时,徽州文书的整理和公布则相对滞后。此前,虽然学界有过种种努力,也出版过相关著述,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傅衣凌《明清徽州庄仆文约辑存》(《文物参考资料》1960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丛编》第一、二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1990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徽州千年契约文书》(花山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王振忠《徽州社会文化史探微——新发现的16—20世纪民间档案文书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等。但迄今为止的整理和发布,与大量徽州文书的存世状况是不相适应的。它严重影响了徽州文书研究价值的利用,制约了徽学的进一步发展。《徽州文书》继《徽州千年契约文书》之后,加大了以影印方式大规模集中整理和公布徽州文书的步伐,此举是出版界的盛事、学术界的幸事。我们相信,随着《徽州文书》以后诸辑的出版,徽州文书的整理和公布将进入新的阶段。它将进一步展示徽州文书的研究价值,对推进徽学研究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二、《徽州文书》整理和公布的资料,内容丰富,归户性强,且均为首次面世,具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弥足珍贵。

  徽州文书是历史上的徽州人在其具体的社会生产、生活与交往过程中为各自切身利益形成的原始凭据、字据、记录,它是徽州社会、文化发展以及生产、劳动、社会交往、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状况的最真实、具体的反映。”(刘伯山主编:《徽州文书·前言》。)它具有真实性、原始性、唯一性等特点。这是一般文献资料所不具备的。对于徽州文书的研究价值,学术界给予了高度肯定。已故著名徽学专家周绍泉指出,徽州文书研究“将给宋代以后的中国古代史特别是明清史带来革命性的变化”。美国学者约瑟夫·麦克德谟特称“徽州文书是研究中国封建后期社会史和经济史不可或缺的关键资料”。而日本学者臼井佐知子则说“对于研究中国封建社会末期政治、经济、文化和探讨其发展规律方面,徽州文书具有很大价值,起着任何东西无法替代的作用”。这些学者的看法,目前已是国内学界的共识。《徽州文书》公布的这批文书,再次印证了学术界对徽州文书研究价值的认识。影印公布的4995件文书,从形式上看有买卖租典契约、合同公约、收借条、分书遗嘱、账单账册等等,种类繁多;就时间跨度而言,上起明前期,下迄民国后期,历时500余年;而所关乎的内容,举凡宗族事务、土地买卖、遗产分割、贸易往来、公益事业等等,均有涉焉。中国传统社会后期民间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的活动,其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实态反映。这批内容丰富的文书,对研究明清徽州社会,从而透析明清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风貌,有着“任何东西无法替代”的价值。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第一辑收录的文书,非常注重“归户性”。所谓“归户”,是指分散的、零碎的契约文书,经考证可复归原属的同一户。经历漫漫时光,数度尘埃浸湮,尚能保持“归户”特性之文书,极其难得。而《徽州文书》公布的近5000件文书,大都是归户文书。如《祁门十七都环砂程氏文书》1380多份(部),最早的一份是明代宣德四年(1429年 )的,最迟的一份是民国二十年(1931年),总跨度达502年。《黟县一都榆村邱氏文书》300多份,最早的一份是明天启四年文书,最迟的文书延至民国后期,也跨越了300年的时间。如此长时段且丰富的文书依然保持“归户性”,足见其珍贵。从研究的角度来说,归户的文书“历时性上,它们存在一定的连续;共时性上,它们存在一定的关联,从而构成了一个整体,并且正是这种整体性的存在才更为体现了其真实性,反映的是多维空间的历史实态”。(刘伯山主编:《徽州文书·前言》。)归户文书不仅是一个家庭、一个家族变迁发展历史的真实记录与写照,系统性强,极具个案研究的价值;同时它也全面展示了历史进程中诸种影响因素之间的关联,为人们客观认识历史提供了样本。

  《徽州文书》公布的这批文书之所以珍贵,还在于文书收集过程的艰辛与传奇。如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伯山书屋”藏《黟县一都榆村邱氏文书》300多件,系编辑者1998年至2000年在黄山市分三次从不同的人手上获得,若非收集者的关注和执著,若非机缘巧合,我们今日断难看到合壁后的榆村邱氏文书公布于世。从《徽州文书》中收录的部分徽州文书《寻获记》可见,每件文书从民间被再发现,凝聚了收集者的心血,也都充满着传奇色彩。

  三,《徽州文书》的编辑体例别具一格,在资料整理方面颇多创新之处。

  首先,在公布的归户文书正文前,分别撰写了16篇《寻获记》,即《黟县一都榆村邱氏文书寻获记》、《黟县二都四图胡氏文书一寻获记》、《黟县二都查村江氏文书寻获记》、《黟县四都汪氏文书寻获记》、《黟县五都四图程氏文书寻获记》、《黟县八都三图查氏文书寻获记》、《黟县八都四图金氏文书寻获记》、《黟县八都燕川吴氏文书寻获记》、《黟县十都丰登江氏文书寻获记》、《黟县十都三图余氏文书寻获记》、《祁门八都邱氏文书寻获记》、《祁门十二都一图胡氏文书寻获记》、《祁门十七都环砂程氏文书寻获记》、《祁门二十一都一图陈氏文书寻获记》、《祁门二十二都红紫金氏文书一寻获记》、《祁门二十二都红紫金氏文书二寻获记》。《寻获记》由该归户文书的收集者亲自撰写,介绍了文书收集的地点、来源、过程以及涉及的相关人与事。这对研究者了解和利用该文书,帮助巨大。其次,归户文书有确定的归户地点,在正文编排前附归户地点地名图。这种编排方式,极大地方便了研究者对该文书的利用。第三,本辑文书主要从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伯山书屋”和祁门县博物馆收藏的徽州文书中精选而来,前者提供的是黟县文书,后者提供的是祁门文书。在编辑体例上,编辑者在黟县文书正文之前,对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伯山书屋”藏徽州文书作了简介,在祁门文书正文之前,对祁门县博物馆藏徽州文书作了介绍,研究者从中得以了解二处徽州文书收藏情况的大概。此举方便了研究者对徽州文书的进一步利用,也体现了整理者的良苦用心。

  上述三方面的创新,反映了《徽州文书》在编撰体例方面的独到之处。

  《徽州文书》第一辑的整理和出版,对学术界而言,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大事。它必将有力推动徽学研究的深入,推进徽州文书的整理工作。当然,35万件存世徽州文书也表明,今后徽州文书的整理工作依然任重道远。我们殷切期盼《徽州文书》后续几辑尽快面世,为徽州文化研究奠定坚实基础。

  作者简介:周晓光(1964-),男,江苏昆山人,历史学博士,安徽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副院长,博士生导师。

  (原载《安徽史学》200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