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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中心张小坡研究员新著《旅外徽州人与近代徽州社会变迁研究》面世

发布日期:2019-4-18 浏览次数:629

 

我中心张小坡研究员新著《旅外徽州人与近代徽州社会变迁研究》面世

 


著       者:张小坡  

出版时间:2019年3月

开       本:32开

页       码:556

 

编辑推荐

 

      旅外徽州人求生存求发展的过程,也是一个与家乡及社会不断互动的过程。他们心系故土,联络乡谊,服务桑梓,为近代徽州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内容简介

 

      近代徽州人在沉重的生存压力下,保持着强劲的向外迁移态势,构成了以一支以徽商为主体的成份多样、阶层多元的旅外徽州人群体。他们组成了类型多样的同乡团体,或是在故土发生水旱灾害时,慷慨解囊,纾灾解难;或是面对家乡日趋蔽塞落后的环境,积极发声,广泛行动。本书系统勾连明清至近代旅外徽州人有关资料,从宏观上的地理分布到具体个案的探究,清晰勾勒出旅外徽州人在徽州乃至中国社会变迁中的重要作用。

 

作者简介

 

      张小坡,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研究员,硕士生导师。安徽大学首批青年骨干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徽学、历史地理学。主持省部级以上课题十余项,发表学术论文三十余篇,出版合著三部。

 

目     录

 

导 言

第一章 会馆:明清以来旅外徽州人的同乡组织及其近代转型

第一节 明清徽州科举会馆的发展及其近代转型

第二节 明清以来徽州商人会馆的发展概况

本章小结

第二章 同乡会:近代旅外徽州人同乡组织的构建与运作

第一节 近代旅外徽州同乡会的分布与发展概况

第二节 旅外徽州同乡会的治理架构

第三节 近代旅外徽州同乡会的社会功能

本章小结

第三章 同学会:近代旅外徽州青年学子的群体组织及其运作

第一节 近代旅外徽州同学会的发展概况

第二节 近代旅外徽州同学会的内部制度

第三节 近代旅外徽州同学会的功能

本章小结

第四章 近代徽商的同业组织及劳资纠纷处理

第一节 近代徽商同业组织的设立及运作

第二节 近代旅外徽州人的劳资纠纷处理及工人组织的设立

本章小结

第五章 近代旅外徽州人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及运作

第一节 明清以来旅外徽州人善堂的构建与运作

第二节 从徽宁医治寄宿所到徽宁医院

本章小结

第六章 近代徽州社会变迁的起步 

第一节 清末徽州新式教育的兴办

第二节 刘汝骥与清末徽州宪政调查和改革

本章小结

第七章 旅外徽州人与近代徽州社会赈济事业

第一节 旅外徽州人与光绪三十四年徽州水灾赈济

第二节 旅外徽州人与年歙县旱灾赈济

本章小结

 

第八章 创办报刊:旅外徽州人与近代徽州社会舆论导向

第一节 民国初期徽州报刊的起步与发展

第二节 旅外徽州人所办报刊与改造徽州乡土社会的努力

第三节 《徽州日报》的创刊与徽州乡土文化的传播

本章小结

结 语

附 录

参考文献


后 记

精彩章节

 

结  语

 

      传统时代的徽州人因“田地少,户口多,土产微,贡赋薄。”生存压力巨大,被迫远走他乡谋求生计。自明代开始,从天下繁华都会以至山陬海隅、孤村僻壤,处处可见徽州商人的足迹。胡适曾总结道:“因为山地十分贫瘠,所以徽州的耕地甚少。全年的农产品只能供给当地居民大致三个月的食粮。不足的粮食,就只有向外地去购买补充了。所以我们徽州的山地居民,在此情况下,为着生存,就只有脱离农村,到城市里去经商。因而几千年来,我们徽州人就注定的成为生意人了。”近代以降,外出务工经商依然是徽州人最为基本的生存方式。随着近代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起步和发展,涌入城市的旅外徽州人群体中出现了新的面孔,公务员、产业工人、职员、店员、学徒、学生、教师等人员日渐增多,构成了一个成分多样、阶层多元的庞大的旅外徽州人队伍。旅外徽州人如同一颗颗雨滴散落到全国各地,将之维系在一起的纽带则是各类同乡和同业组织。一定程度上,近代都市又是个地缘社会,各地移民组织成一个个带有强烈地缘色彩的社会,在都市环境中人为地割裂出虽是无形却让旅居者能够真切感受到壁垒的孤岛。同乡团体成为旅居者的一种社会资源,为他们进入都市,适应都市生活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因而,具有强烈地缘观念的旅外徽州人为联合力量以应付陌生的都市环境,组成了类型多样的同乡团体,针对旅外同乡的不同需求提供相应的服务。旅外徽州人以同乡认同为纽带结成了利益群体,既帮助徽州人在竞争激烈的都市中生存下来,也在旅外徽州人与家乡社会的互动中发挥了居中联络协调的重要作用。

一、联络乡谊:旅外徽州人群体组织的构建、特点及其功能

      旅外徽州人构建起多重层次的同乡团体,大致分为以地缘关系为连接点的会馆、同乡会,以业缘关系为核心的同业公所,以学缘关系为纽带的同学会等。这些同乡团体具有组织类型多样,组织结构严密,社会功能多重而又彼此交叉的显著特点。

      会馆是明清以来旅外徽州人最为倚重的同乡组织,存在时间久远,从明中叶开始出现,清朝大规模设立,民国时期仍保留着对同乡群体的象征性中心地位,继续发挥自身功能。如果从种类上进行划分,主要有科举会馆与商人会馆两大类,前者为参加科举考试的读书人和官员提供食宿服务,仅有11所,集中在北京和南京两地。相形之下,徽州商人会馆则数量庞大,分布域也更为广泛,徽商在经营地或单独设立或与周边地区商人联合兴建会馆,在商品经济发达、徽商大量聚集的江南地区更是形成“前人之设会馆,凡一邑一镇之中莫不创建”的空间格局,徽州会馆的分布成为考察徽商主要经商地及扩散方向的一项重要指标。

      步入近代,随着城乡社会急剧变迁,包括同乡会在内的基础更广泛、形式更现代的各类新式民间社团蜂拥而出。近代徽州同乡会的数量及其分布反映了徽州人向外迁移的状态,在徽州人聚集较多的上海、杭州等地,多以县域为单位设立同乡会,如上海一地就有歙县旅沪同乡会、绩溪旅沪同乡会等7所。如果人数较少,则以徽州府属六县为设立范围,或者联合宁国府的旅居人士成立同乡会,人数更为稀少的地方则选择加入皖南同乡会、安徽同乡会等更大地域范围的同乡会。各地徽州同乡会的设立情况也比较多样,有的脱胎于该地徽州会馆,借用会馆作为办公地点,吸纳会馆原班管理人员,有的则另起炉灶,比较典型的是近代北京的徽州各县会馆,虽然仍被称为会馆,但是其功能与运作方式已与同乡会并无二致。需要指出的是,近代徽州同乡会与传统会馆之间不是线性的演进替代关系,换而言之,同乡会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对会馆的取代,两者的关系是多维的,折射出丰富的历史向度。

      由于徽商的同业组织兼具同业与同乡的色彩,需要在同一地区经营同一行业的徽商人数足够多,才有成立同业组织的现实条件,杭州木商公所和上海星江敦梓堂茶业公所的设立便具备了这两方面的因素。即便徽商没有单独设立属于同乡的同业组织,但在徽商聚集较多的地方,他们一般都会在参与发起或建立同业组织,并担任相应的职务,掌握一定的发言权。如果从劳资关系入手可以看出,杭州徽商木业公所属于资方的同业组织,具有明确的阶层归属性和处理问题的指向性,而敦梓堂茶业公所则属于茶商、茶栈工头、工人的联合体,这就决定了茶业公所在处理劳资纠纷问题时不可避免地首鼠两端,态度暧昧。近代中国社会劳资双方处于对立状态,为了维护自身权益,旅外徽州工人先后成立了徽馆伙友联合会、婺源帮制墨工会、绩溪帮制墨工会、上海制茶工会第二分会等工人组织,代表工人争取提高工资待遇,协调劳资关系,有效地瓦解了劳资矛盾,较好地保护了工人利益。由于徽商与其雇佣的伙计多来自家乡,劳资双方蒙上了同乡的情谊,由此影响到同业组织在处理劳资纠纷的态度,他们更多地将矛盾限定在同乡范畴内,尽量进行调解以期和平了结,从而避免了暴力冲突,安定了社会秩序,成为官方倚重的对象。

      旅外徽州同学会是具有鲜明群体特征的一种同乡组织,由在外地读书的徽州青年学生组织成立。从空间格局来看,旅外徽州同学会一类集中在徽州本土,另一类分布在省城、北京、上海、南京等大城市。由于青年学生尚处在求学阶段,没有独立的经济基础,同学会的经费也就显得捉襟见肘,拖欠会费的情况时常出现,同学会要保持正常运转,多依靠当地徽州商人和知名同乡的捐赠。旅外徽州同学会在组织结构、运行机制和社会功能等方面与旅外徽州同乡会有诸多相合之处,强调对内联络感情,切磋学问,促进同学间的交流;对外服务桑梓,用自身所学改造家乡社会,推动徽州社会经济的发展。

      就性质来说,近代旅外徽州同乡团体是自我管理与约束,自我服务与受益的民间组织。会馆和同乡会、同业组织等建立起严格的自律机制以规范自身行为,制定了详细而周密的管理章程,在章程规定的宗旨和业务范围内开展活动,并随着时代的变化不断对章程进行调整,如清代北京歙县会馆先后五次更易条规,从而保持了制度的弹性和活力。旅外徽州同乡团体的管理体制处在逐渐完善的过程中,会馆实行的是“寡头政治”,管理权一般掌握在少数精英人物手中,他们或是仕途显达的官员或是席丰履厚的商人,颇具社会声望和活动能力。他们定期集会讨论会馆事务,代表会馆对外进行交涉,但很多时候决策过程不够透明,尤其是在会馆经费的收支方面缺少必要的监督,虽然每年都要刊布征信录,但外界对账目的使用过程仍不甚了解,这也是会馆屡屡遭受徽州同乡诟病之处。同乡会摒弃了会馆精英式的领导和习惯性的管理方式,采用现代党团选举法、任期法的组织形式,实行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分立的权力运行机制,内部分工明确,各司其职,突出集体领导,民主决策,强化监督,既规范了权力的使用范围,提高办事效率,又能实现民主公正,保证了同乡会的良性运行。旅外徽州同乡会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被旅外徽州同学会、同业组织所借鉴,显示出制度的优越性。

      近代旅外徽州人被网罗在同乡团体的羽翼下,在异地他乡的艰难生存中感受到同乡提供的心理慰藉,徽州不再是一个空洞的家乡符号,而是一种身份认同,一种能为他们带来各种便利条件的社会资源。各类徽州同乡团体以联络乡谊为宗旨,致力于服务旅外同乡,其任务约略分为事生和事死两端。“事生”意为满足在世同乡的各类利益诉求,诸如调解纠纷,排忧解难,慈善救助,维护正当权益等等。会馆的基本功能是为旅外同乡士商提供食宿和居停存贮货物的场所,以免露宿街头,衣食无着。“同乡宦幕商贾以及正业营生者初到省城,来馆暂住,不及半月,毋须出租,愿输者听,其有欲常住者较外客月租减收十分之三。”其次才是属于精神层面的“迓神庥,联嘉会,襄义举,笃乡情”,每年岁时节令在会馆举行聚会活动,同乡之人无论关系亲疏,是否熟识,皆相聚在会馆内祭拜汪华、朱子等乡土神,观看地方戏,气氛融洽,缓解了愁乡之苦,思亲之情。会馆也是徽商在经营地联络同行,进行自我管理,谋求发展的社会组织。当徽商利益受到侵害时,总是由会馆出面交涉;徽商遇到经营纠纷时,也是由会馆进行协调,商量经营事宜。会馆成为徽商自我保护,增强实力,抱团发展,开拓进取的地域团体。近代徽州同乡会在继承会馆原有事务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奉行“联络乡谊,交换感情,发挥互助精神,增进旅居幸福”的宗旨,注重保护旅外同乡的生命财产安全。如1931年元旦歙县旅沪同乡会全体会员大会修正通过的同乡会章程将应办事项定为七项,其中有五项与旅外同乡利益相关:“旅沪儿童之教育事项;失业会员之救济事项;调解乡人之争议事项;旅沪同乡受不正当侵害时之援助事项;其他为同乡增进幸福之事项。”各旅外徽州同乡会将保障同乡权益放在首位,举办慈善公益设施,开夜校,办小学,建医院,为同乡提供医疗、教育服务,提高他们的就业能力,从而赢得了同乡的信任与支持。

      旅外徽州同乡团体的另一个重要功能是为不幸客死旅居地的同乡处理身后事。各地徽州会馆最基本的设施是义冢和善堂,是明清以来中国善会善堂的重要组成部分。凡是徽州人聚集之地,可以没有会馆,但不能没有义冢、善堂,购置义冢往往是设立会馆的先奏,从义冢、善堂的分布可以窥见当地徽商的发展势力。从施衣、施棺、助殓、寄棺、埋葬到扶柩回里,各地徽州会馆构建了一个完整的民间社会救助体系。各地徽州善堂设有专职管理人员,经费比较充足,制度比较严密,部分善堂甚至独立于会馆之外。在徽商麇集的江南地区和长江沿线,因水路发达,形成了完善的运棺网络。江南地区以杭州新安惟善堂为中心,各地善堂定期将棺木运送到惟善堂,经查验处理后,由新安江水路转送到徽州,徽州各地在水陆交通口岸设立的善堂负责停放、转送到亡者老家。从汉口、九江到徽州各地也形成了以笃谊堂为核心的运棺路线。各地徽州义冢、善堂周详的规定,完善的运棺网络,有效地解决了旅外徽州人的后顾之忧,体现了徽州人以众帮众、相互扶持的协作精神,这也是徽州人驰骋商场不可或缺的社会保障。

二、服务桑梓:旅外徽州人与近代徽州社会变迁

      在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时代背景下,地处皖南低山丘陵间的徽州也开启了缓慢而坚定的变迁步伐。清末新政期间,在徽州知府刘汝骥的推动下,徽州各地积极实行地方自治,兴办新式学校,进行宪政调查,相继成立咨议局、选举事务所、物产研究会,培养了一批新式人才,启迪了民众心智,向古老的徽州大地吹进了一股新风,揭开了近代徽州社会变迁的序幕。

      近代徽州社会变迁的浪潮中,旅外徽州人的身影及其所发挥的作用不容忽视。旅外徽州人无论身处何地,从事何种职业,他们与桑梓之地的联络始终没有中断,对故乡的认同感始终是最强烈的,徽州一直是他们心目中挥之不去的烙印。徽州人与家乡的联系有两个层次,一是个体的徽州人与家庭之间的关系。前文曾提及,徽州人外出务工经商是沉重的生存压力所致,因而在外奔波劳碌的徽州人辛苦所得对个体家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某种程度上是为了满足家庭最低生存需要。这一点我们从无数的徽商家书中可以看出,留守家庭的妇女苦苦挣扎,望眼欲穿,期望接到家人汇寄的银两。第二个层次是徽州人群体及其组织与徽州的关系徽州同乡团体在为旅外同乡做好服务的同时,也高度关注家乡社会,以组织的力量与徽州本土保持密切联系。旅外徽州同乡会在章程中都明确规定了对徽州应办的各项事务。如旅溧新安同乡会就要求:“对徽州各县的治安、农工、教育、交通、水利等事业,该会有调查督促的任务。”

      美国学长顾德曼指出,早期民国的研究常把都市和农村分离,孤立研究一方,忽视了他们通过旅居者网络而形成的持续不断的联系和相互影响。同乡团体实际上成为平衡都市和乡村中国两个世界的桥梁。旅外徽州人与徽州社会的互动也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当徽州社会遭遇旱涝灾害、大兵过境等非正常事件亟待救援时旅外徽州人的行动。1908年夏徽州各地受到特大洪涝灾害的袭扰,旅沪徽商得知家乡受灾的消息后立即行动起来,成立旅沪徽州水灾劝赈所负责募捐赈济事宜。劝赈所在《申报》《时报》《神州日报》等当时颇具影响力的报纸上发布劝赈启事,并利用各地徽州会馆勾连起一张庞大的同乡组织网络,向各地徽州同乡发起募捐活动。旅沪徽商除了带头捐资捐物外,还更新募捐手段,利用演戏筹款,在很短的时间内筹集到大量的物资,他们委托屯溪公济局负责发放赈款,形成了独立于官方之外的民间义赈模式。旅外徽州人的义举受到以徽州知府刘汝骥为代表的地方官府的重视与赞扬,也影响到此后徽州社会的赈灾行为,每当徽州发生水旱灾害,地方官府和民众就会第一时间向旅外同乡求助。1920年代地方军阀混战,徽州屡受溃兵骚扰或成为各路军队过境之地,旅外徽州同乡接到家乡的求援信后,便迅速联合各地的徽州同乡团体,群策群力,向当局发出请求,使得徽州社会避免了一次又一次的动乱。

      另一种情况是旅外徽州人对家乡社会各项事业的关注支持,包括社会公益事业、文教事业、社会习俗改良等多方面的内容。社会公益事业是指旅外徽州人对徽州社会的积谷恤贫、修桥筑路等公共事务的支持,如宣统二年,黟县倡议积谷,旅外同乡纷纷捐输,汉口一地的徽商就捐款6000余元,而武穴、九江、安庆、芜湖、上海、杭州、屯溪、婺源、祁门、饶州、景德镇、乐平等地的黟县商人皆“慕义争先”,慷慨解囊。为修筑杭徽公路,上海、杭州等的徽州同乡会四处奔走,多方呼号,如徽宁旅沪同乡会先后召开数次理事会,讨论举办徽杭长途汽车路方案,旅沪绩溪人士程本海还在报刊上撰文呼吁同乡“赞成此种事业者即日联合起来,共同筹商精密方法,如调查路线,预算费用,募集资本,访求人才,抱定宗旨向着切实方面去进行,终有达到目的之一日”。在旅外徽州同乡的多方努力下,1933年10月26日,徽杭公路全线竣工通车,极大地改善了徽州社会的交通条件,便利了茶叶等徽州经济作物的运输,促进了徽州社会经济的发展。

      近代徽州社会因交通闭塞日趋落后,社会风气沉沦败坏,民众吸食鸦片、聚众赌博者屡禁不止。面对家乡社会的衰败,旅外徽州人产生了强烈的焦虑感与使命感,他们创办报刊,发表揭露徽州社会各种负面问题的文章,提出大量的改良建议,掀起了建设新徽州的运动。据不完全统计,旅外徽州人所办刊物有20余种,登载的文章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关于徽州教育和烟赌问题的,文章深入剖析了徽州教育落后的现状和原因,对徽州顽固的烟赌陋俗提出尖锐的批评意见,呼吁旅外人士要高度关注徽州社会存在的各种问题。旅外徽州人除了撰文倡导改良徽州社会的舆论氛围,还积极行动,在乡村开办初等教育和社会教育,将教育理念付诸实践,并发到广大同乡,用自身行动去推动禁烟禁赌,出资设立阅报社、图书馆,组织通俗讲演团和游戏运动场,力图从精神上丰富徽州民众的日常生活,以摆脱对烟赌的依赖。

      旅外徽州人与桑梓故里的频繁交流,凝聚了异乡游子对故土的向心力,强化了徽州人对家乡的身份认同和情感认同。在旅外徽州人的努力下,徽州的社会风气有了很大改变,道路交通、教育水平、医疗条件、抗灾能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旅外徽州人是徽州社会的宝贵财富,是近代徽州社会变迁的重要推动力,他们的桑梓情怀值得我们充分肯定。

 

(转引自 微信公众号 中华书局聚珍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