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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学研究大有可为 ——“徽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侧记

发布日期:2018-11-8 浏览次数:88
2018年10月20至21日,“徽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安徽省黄山市举行。此次会议由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徽学研究中心、黄山市社科联共同举办,来自海内外的百余位专家学者,相聚于新安江畔,围绕徽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关议题进行深入讨论。由于参会学者人数较多,除了大会发言外,共分成四个小组进行讨论,每组又分为上下半场。因此报道选择此次会议颇具特色的徽州文书研究议题加以介绍,以飨读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栾成显研究员在大会发言中指出,徽学是继甲骨学、简帛学、敦煌学之后,因新发现而产生的一门新学问,属于以新材料研究新问题的一门学问,是20世纪以来学术研究之一新潮流。这里的“新发现”与“新材料”,所指即是徽州文书。已故徽学专家周绍泉先生曾对徽州文书与徽学的关系进行过精辟阐释。此次会议关于徽州文书研究的论文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引人瞩目,这无疑表明,徽州文书仍然是学界研究的热点。
徽州文书的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论文的主题也就十分广博。1.徽州商人。复旦大学王振忠教授的《十九世纪晚期徽商与宁州红茶的生产与销售》指出,18世纪以后,在欧美,茶叶从奢侈消费品变为日用必需品。在这种背景下,欧美各国纷纷从中国进口各类茶叶。其中,“宁红”(宁州红茶,简称宁红)是在义宁州(今江西省修水县一带)所产的红茶,因其品质上佳,故以湖北汉口为集散地,直接运往伦敦,或经由上海运销欧洲。在宁红生产与销售中,一些徽商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以往,在西方颇为著名的“祁红”、“屯绿”,因产于徽州境内,其与徽州茶商之关系素为世人所熟知。而在本府之外经营“宁红”的徽州茶商,则一向较少得到关注。该文通过解读安徽省歙县芳坑村发现的一批徽商家族史料,尤其是其中的商编路程、日记等,探讨徽商与宁州红茶的生产与销售,以期厘清徽州茶商经营的一些侧面。2.银钱比价。中国社会科学院龚达、袁为鹏研究员的《晚清徽州文书中的银钱比价与货币使用》一文,以徽商同和号与兆成号的商业文书为中心,兼及其他目前已经整理出版的契约文书,深入考察清末徽州的银钱比价变化以及货币使用结构,尤其是太平天国战争对于徽州地区基层市场之银钱比价和货币使用结构的影响。借助学界既有的研究成果,文进一步比较了晚清全国不同地区的银钱比价和货币使用结构,指出清末中国的银钱市场的结构及其变化具有整体性,普遍受到国际银铜价格变化的影响。但另一方面,地区间的隔阂依然存在,国际市场的波动需要一到两年的时间在不同地区之间进行传递。3.黄册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阿风研究员通过对《万历四十一年至四十三年休宁县科水利河税事抄招》的详细解读,指出大造黄册之年同时是乡村产权关系调整之年。即使到明朝末年,黄册在赋役征收、产权确认等事务中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4.中人。安徽大学郭睿君博士的《求名还是图利?——明清徽州中人报酬与作中动因》指出,对中人致酬事作为拥有数千年历史的习俗,广泛而普遍存在。中人报酬主要有酒酬、银两、物品三种类型。明代徽州中人的中资占交易总额比值多在2%左右,大都不超过5%,中资占交易总额比值浮动较大,中资的支付带有一定的随意性。清代徽州中人中资占比以5%左右居多,中资占比整体较为平稳。自明至清给付中人的报酬类型逐渐从实物、钱物混杂变为几乎全以银钱方式酬谢,中人报酬占交易总额的比例逐渐形成定值,中资平均水平呈现一种上升的趋势,清代总体高于明代,清中后期高于清早期。获取报酬是否是中人作中的动因和目的不能一概而论,这与中人的社会身份、经济条件有着直接的关系。乡村社会中存在着以获取中资为目的而作中之人,中人职业化是一种可能及趋势。5.图甲运作。暨南大学黄忠鑫副教授的《清代徽州图甲运作机制的分异与趋同——以〈祁门修改城垣簿〉为中心》一文认为,清代乾隆年间的《祁门修改城垣簿》不仅是修城的账本记录,也是全县图甲信息的汇总,具有图甲册的性质。重修城垣的捐输数额体现出一次临时性赋税摊派的实际状态,可议窥见图甲组织的运作机制。由士绅、宗族控制的图甲组织,已经形成了稳定的包揽运作机制,往往存在一定的税收欠额,子户的具体情形也呈现得颇为模糊。官府为了直接掌握赋税土地额度,尝试对图甲格局进行调整,暂时起到了较好的效果,但始终无法避免中间包揽的趋势。6.宗教信仰。香港中文大学卜永坚副教授利用徽州婺源地区的道教科仪书《隍社川源祀典》,重构婺源宗教生活的原貌,揭示出地方道教如何结合王朝的正统儒家意识形态,把祀典内外的神祗都纳入婺源的宗教秩序。此外,徽州文书研究还涉及社会风俗、近代徽州社会等诸多问题,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近年来,全国很多地方均有文书档案材料的发现,学者们利用徽州文书与其他地域乃至域外文书进行比较研究,以期更好的理解传统中国。东京外国语大学臼井佐知子教授的《为了清代地域社会比较研究的一个试论——透过诉讼相关文书所见的各个地域社会一侧面》一文,检讨了重庆府巴县顺天府当中与基督教相关的案件,以及苏州府太湖厅徽州府巴县当中与继承问题相关的案件。透过这些事例,我们可以大致理解人们是在什么时候借由何种形式来行使暴力行为,而作为其背景,其中存在着哪些社会机制等问题。日本大阪经济法科大学伍跃教授近年来通过对清代巴县档案和顺天府档案的解读致力于探讨“地方社会的政治轨迹”,以乡村中的社会组织为主要分析对象,试图透过研究这些组织是如何行使自己的职权以及在行使职权的过程中是如何调整自身内部关系与国家政权的互动关系。中山大学朱玫副教授通过分析朝鲜礼安光山金氏家收藏的分财记事例,认为朝鲜时期的女儿拥有直接的稳定的财产继承权,父母的身亡不会影响女儿在娘家的财产继承权。即使女儿身亡,只要有子孙,在娘家也同样具有财产继承权。与之相比,明清时期的财产继承方式是单系的财产继承方式,女儿没有直接的财产继承权。以徽州地区为例,正式的家产析分文书以房为单位订立,房实行男系原则,女儿的财产通常通过“批契”分得。
对于文书本身的研究也得到重视。例如,徽州文书中的签押开始受到学者们的注意。中山大学叶湄、王蕾以中山大学图书馆藏徽州文书的文献资料为依据,主要研究民间的手书签押,探讨签押的作用、书写形式及相关含义、不同类型文献中签押的位置与特色、签押的规则与发展变化等问题。邯郸学院姚娇的《民间文书修复工作实践与技术探索》,以太行山文书为例,从修复方案的制定、修复材料的选用等方面,探析民间文书修复与保护工作现状及修复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安徽大学刘伯山研究员《民间文书档案整理的新模式》一文,以著者多年从事徽州文书搜集、整理的丰富经验,讨论民间文书档案整理工作的基本原则与方法。
以上对此次会议中关于徽州文书研究的论文与学者的介绍远非全豹,而会议中涉及徽州学术与思想、宗族、商人、地域社会、文化等诸多论题的论文,限于报道篇幅不得不割爱从略。总而言之,此次会议显示出,徽学经过三四十年的迅速发展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作为一门非常“年轻”的专门之学,徽学发展方兴未艾,未来仍然大有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