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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这套书屡屡获奖,但主编却说:奖项之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在…

发布日期:2017-10-12 浏览次数:101
 
2017-10-11 鲁朝阳 广西师大出版社
      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刘伯山教授主编的《徽州文书》几乎可以算是获奖专业户了,这使得我们担任该书编辑工作的同事欣喜非常。

广西师大版的《徽州文书》2005年出版第1辑10卷,获得了首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图书)奖”
 
 
 
      2006年出版第2辑10卷、2009年出版第3辑10卷,连同第1辑共30卷一并获得了安徽省人民政府2009—2010年度安徽省社会科学文学艺术出版奖(社科类)著作一等奖

 
 
      2011年出版第4辑10卷,2015年出版第5辑10卷,分别荣获2011年度和2015年度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二等奖。2017年,我们出版了《徽州文书》的第6辑10卷,这套书会继续延续下去,成长为更壮大的一支队伍,并且还将有更多,比如:与《徽州文书》具有内在关联、可形成文献互动的《徽州谱牒》的整理影印出版工作已经在进行之中,会在2018年出版第1、第2两辑共20卷。
 
 
      各种奖项无疑是对作者整理编纂工作和出版社出版工作的极大肯定与鼓励,令我们作为出版者深感荣幸。但在前些天与刘伯山老师见面时,他却向我们道出,在这诸多奖项之外,有虽非奖项而更令他神旺和欣慰、他认为更重要的两件事情在……

      第一项,是《徽州文书》在2017年1月份名列中国高被引图书各学科(图书档案学)“TOP3”(前三甲)。

      第二项,是《徽州文书》曾在国家图书馆2010年6月中文图书借阅排行榜名列第8。

      而这两件事情,从关键点上进行分析,其根本所在是“学术评价”和“学术使用”。
      2017年1月7日,《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即“CNKI”)在北京主办的中国图书学术影响力评价专家研讨会上,发布了由中国科学文献计量评价研究中心研制的《中国高被引图书年报》(2016版)。刘伯山教授编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徽州文书》,名列“中国高被引图书各学科(图书档案学)TOP3名单(1949—2009年高被引图书)”。

      《中国高被引图书年报》的统计,以中国版本图书馆馆藏目录和CIP目录中我国建国以来正式出版的图书书目数据(约422万种)为基础,将CNKI数据库中近三年我国学术期刊论文、博硕士学位论文、会议论文中引用图书的1450万余条引文,分别依理、工、农、医、人文、社科6部105个学科,按1949—2009年和2010—2014年两个出版时间段,共统计遴选出7万余本高被引图书。这7万余本高被引图书只占1949年至2014年我国正式出版图书总量的1.68%,但就是这7万余本图书的总被引频次却占被引总量的67%。《中国高被引图书年报》首次基于大数据对我国出版的图书及出版单位进行的全面学术影响力评价,其特点是:层次高、数据全、科学可信,基本反映了学术共同体和用户对图书的使用行为,展示了各学科学术影响力大、学术价值高的图书,结果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应用价值。

      并且,在1949-2009年高被引图书中,入选图书多为具备作为学科基础的经典著作、学术名著教材等,如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学科前三名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全集》;哲学学科前三名为《法哲学原理》、《论语译注》、《朱子语类》;中国历史学科前三名为《汉书》、《史记》、《宋史》。

 
 
      能够在1949—2009年期间位列图书档案学科被引用率的前三名,足以说明在图书档案学这一领域,刘伯山老师主编的《徽州文书》及其相关的“徽学”或者“徽州文书”,在图书档案学研究范围内,一定程度上已经具有了作为学科基础的意义与价值。自己主编的书能够被学术界作为基础文献进行广泛的使用和研究,引发良好的学术评价,产生出更多优秀的成果,充分发挥其文化价值,就是一部著作重要性与经典性最直接的证明。我觉得一个学者真正的光荣或无过于此。这可能也就是刘老师神旺之极、大称快哉的根本动力所在。

      众所周知,学术文献是学术研究的基础,学术文献的整理理论与整理成果,一定程度上与一门学科基础的是否坚实和发展前景密切相关。徽州文书自然也是徽学这门学科得以成立的前提与基础条件之一,对存世将近75万件的徽州文书进行整理,既涉及整理理论的总结,更涉及整理实践的执行。刘伯山老师的徽州文书整理工作,恰恰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形成了行之有效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模式,并以其科学性、普适性越来越为更多学者所接受。

      其一,在理论上提出了关于民间文书档案的归户性理论,并在整理实践中坚持尊重文书发现客观形态的归户性整理方式,并因其普适性而可以拓展到其民间文书档案的整理中。

      刘老师将徽州文书定位为一种历史传承下来的民间家庭档案,是一种原始的凭据、字据、记录,它们都是或曾经是与文书主人的生产、生活、社会交往、情感世界紧密相关的,彼此之间也都是相互关联的,并由之构成了一个连续性的整体,体现了一种内在的归属性。刘老师对这种归属性与历史上“归户清册”档案的相近,称之为“归户性”。

 
 
      “归户性”理论指导下的整理实践,充分尊重文书的来源,尽可能地保留文书发现时的形态,使一家一户的文书集中按其来源保持归为一户,这对于认识中国传统的宗族社会的经济变迁、家族分门立户、家庭人口组成、中国民间社会最基层社交往来、风俗变迁等等,都是极为重要和难得的。尤其是那些归户文书时间跨度百年甚至更久者,其研究价值因时空的积累而更为巨大。在徽州地区在长期的历史时期内,因受地理环境及交通条件限制而相对封闭的情况下,这些文书所反映出的内容,实际可以看作是一个家庭或家族,甚至一个区域内历史社会的发展演化的全程记录。

      其二,是在自己多年的徽学研究与徽州文书整理基础上总结出民间文书整理的三尊重原则。

      刘伯山老师于2012年12月31日《光明日报》“国学”版上发表《民间文书档案整理的“两尊重”原则》一文,提出在整理民间文书档案时应遵守的两项原则:其一是从保证文书档案的整体性出发的“第一尊重原则”,即“首先要有对文书档案的性质及其形成问题的具体把握,充分尊重民间文书档案的历史形成”,平等对待和无条件的尊重所有有文字信息内容的文书而不考虑其内容多少和载体情况,整理时不可因整理者的价值评判而予以取舍;其二是从保证文书档案的历史延续性出的“第二尊重原则”,即“要对文书档案的历史留存方式给予充分具体地把握,充分尊重民间文书档案的历史留存”,认为“民间文书档案往往不是一经最初的形成就一成不变的,而是会因文书的归属主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考虑或同一时期的不同目的而有所改变,而这种改变就我们整理者而言是历史的、客观真实的,因此也就是不可改变的,对此,我们就只能予以充分地尊重。”后又撰文提出第三尊重原则,即“要把握文书档案的发现和收藏的实际情况,充分尊重民间文书档案的发现状况”,即“发现了多少的文书就整理多少,已发现的民间文书档案是什么样就依什么样,严格依照发现的客观性。”这其中“是内在包括了尊重民间文书档案的产生和实际收藏的原生态”,学者的整理应“努力地还原于文书产生与发现的原状态本身,不要任意破坏和影响”。

      其三,是在文书整理中强调注重田野调查与文书内容的互证,对归户文书的传承人和出自村的情况进行深入的实地调查,努力将归户的文书还原到其所产生的社会生态与文化生态之中。

      通过大量的田野调研,以进一步确认文书内容的真实性,实现历史与现实的勾连。并将在田野调查中获得的口碑资料,收入与之相关联的文书整理成果之中,实现传世文书资料与现实口碑资料的互证。刘老师将自己田野调查形成的文字,命名为“寻获调查记”,详述文书的发现始末、整理过程、调查经历、调查中的新发现,这些文字一定程度上已经可以视为徽州文书与徽学研究的“学术新史料”。

      徽州文书,内容丰富、种类繁多,所涉内容近乎包括了徽州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民间交往及习俗、信仰等各个方面,所涉种类近乎包括了中国传统社会后期农村社会与文化的发展所应形成和产生的文书种类的绝大部分;时间跨度自原件最早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藏《宋淳祐二年休宁李思聪等卖田、山赤契》,至《公元一九八八年元月吴金立卖房间厨房契》,几近800年;内容连续系统,有很强的归户性,往往一户的文书就达一百多份、几百份甚至上千份,时间跨度达百年甚至六、七百年。日本学者臼井佐知子在《徽州文书与徽州研究》一文中提出:“包括徽州文书在内的庞大的资料的存在,使得对以往分别研究的各种课题做综合性研究成为可能,这些课题如土地所有关系、商工业、宗族和家族、地域社会、国家权力和地方行政系统、社会地位和阶级以及思想、文化等。这些资料是延至民国时期的连续不断的资料,给我们提供了考察前近代社会和近代社会连续不断的中国社会的特征及其变化的重要线索。”

      受惠于地理环境与深厚文化传统因素影响的徽州地区,在刘伯山老师看来,可以作为研究中国近千年来儒家文化影响下传统社会运行实态的代表,对于认识中国传统社会的基层历史真实,对于研究和辨清中国传统农村社会自宋代以来社会、历史、文化发展变化的多维真实情况,徽州文书和徽学研究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而从这一点出发,刘伯山老师的徽州文书整理工作与后续的研究,其意义将随着时间的向前、更多学者的关注与投入、更多成果的出现,而更突显其价值、昭示其影响。
 
(转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