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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派”学术与传承》序

发布日期:2014-12-24 浏览次数:2358

 《“皖派”学术与传承》序
陈祖武

  安徽大学徐道彬教授,先前专攻戴东原学术,以力作《戴震考据学研究》而深为四方学人赞许。此后又负笈金陵,北上京师,问学于宿儒与俊彦,将先前之研究加以拓展和深化,视野所至,博及乾嘉时期之江南考据学风。近者,欣悉道彬教授新著《“皖派”学术与传承》,行将由黄山书社出版。遵嘱,谨将往日读书所得忝附骥尾,既誌祝贺,亦敬请道彬并四方大雅先进赐教。

  清朝的乾隆初叶,也就是十八世纪的三十至六十年代,在中国学术史上,曾经出现过一个古学复兴的潮流。这个学术潮流由江南中心城市发端,沿大运河由南而北,直入京城,在取得最高统治集团的认可之后,演为清廷的文化政策。于是朝野共鸣,四方流播,最终形成盛极一时的经史考证之学,因之拔宋帜而立汉帜,遂有汉学、朴学之谓。晚近治学术史之前辈诸大家,乃径称之为乾嘉学派。探讨乾隆初叶古学复兴潮流在江南中心城市的形成过程,对于推进乾嘉学派与乾嘉学术研究的深入,或许不无益处。

  一、兴复古学之前驱

  明清时期,江苏苏州以富庶的经济、便利的交通和久远而深厚的文化积累,成为包孕吴越的人文渊薮。乾隆初叶的古学复兴潮流,即肇端于此。

  当明末季,中国社会步人一个大动荡的历史时期。入清之初,经历明清更迭的天翻地覆,阳明心学乃至整个宋明理学趋于没落,客观地提出了吾国学术何去何从的问题。由于此一时期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诸多方面发展水准的制约,决定了在封建社会的小农经济基础之上,不可能产生比宋明理学思维水准更高的学术形态。因此,一时学林中人反思宋明学术,歧路彷徨,无所适从,既没有也不可能看到学术发展的前景。于是摆落宋明,回归两汉,从而导致兴复古学风气在江苏苏州的发轫。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钱宾四先生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做过可信可据的追根溯源。根据钱先生所揭示之历史真相,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同理学中人“性与天道”的论究异趣,在晚明的学术界,已经出现“通经学古”的古学倡导。此风由嘉靖、隆庆间苏州学者归有光开其端,至天启、崇祯间常熟钱谦益崛起,兴复古学,呼声不绝。钱谦益有云:“自唐宋以来……为古学之蠹者有两端焉,曰制科之习比于俚,道学之习比于腐。斯二者皆俗学也。”一如归有光之倡导古学,钱谦益进而明确提出“以汉人为宗主”的治学主张,他说:“学者之治经也,必以汉人为宗主……汉不足,求之于唐,唐不足,求之于宋,唐宋皆不足,然后求之近代。”

  从归有光到钱谦益,晚明苏州地区学者的经学倡导和兴复“古学”的努力,表明以经学济理学之穷的学术潮流,已经在中国传统儒学的母体内孕育。入清,儒林中人沿着明季先行者的足迹而进,通过重振经学而去兴复古学,遂有苏州大儒顾炎武及其训诂治经方法论的登上历史舞台。

  宋明数百年,是理学的时代,理气心性的论究,在为学方法论上,赋予学术界以义理思辨的好尚。数百年间,理学中人轻视训诂声音之学,古音学若断若续,不绝如缕。积习既成,以叶韵而强古就今,乃至率臆改经而不顾。有鉴于此,顾炎武认为,治经学而不讲音韵文字,则无以入门。于是在致友人李因笃的论学书札中,力矫积弊,重倡古学,提出了“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的训诂治经方法论。同新的为学方法论的提出相一致,顾炎武倡导融理学于经学之中,以经学去济理学之穷,用他的话来讲,就叫做“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顾炎武把经学视为儒学正统,在他看来,不去钻研儒家经典,而沉溺于理学家的语录,就叫做学不知本。因此,他呼吁“鄙俗学而求《六经》,舍春华而食秋实”,渊源两汉,澄清源流。顾炎武就此指出:“经学自有源流,自汉而六朝,而唐而宋,必一一考究,而后及于近儒之所著,然后可以知其异同离合之指。如论字者必本于《说文》,未有据隶楷而论古文者也。”

  顾炎武复兴古学的努力,登高一呼,回声四起,率先在苏州激起共鸣。吴江经师朱鹤龄与顾炎武唱为同调,认为:“经学之荒也,荒于执一先生之言而不求其是,苟求其是,必自信古始。”流寓扬州的四川新繁学者费密,亦力倡“专守古经”,主张“学者必根源圣门,专守古经,从实志道”。关中大儒李顒更遥相呼应,重申“其实道学即儒学也,非于儒学之外,别有所谓道学也”。尤可注意者,一时南北学人之主张,通过儒臣讲论已进入庙堂。据《康熙起居注》记,康熙二十一年(1682)八月初八日,“讲官牛钮、陈廷敬进讲《尚书》,……二臣奏,自汉唐儒者专用力于经学,以为立身致用之本,而道学即在其中……。上曰然”。由此可以窥知,学人重倡经学之努力,已得清廷认可。

  入清以后,由于诸多方面因素构成之历史合力所作用,苏州诸儒兴复古学的努力,尤其是顾炎武提出的训诂治经方法论,潜移默化,不胫而走。至乾隆一朝,迄于嘉庆、道光间,由识字审音人手,通过古字、古言的考据训诂,进而把握典章制度大要,准确诠释儒家经典,遂成数十年间主流学派共同恪守的学术矩矱。

  二、江永与徽州诸儒

  探讨雍正、乾隆间的古学复兴,徽州是一个当予重点关注的地域。梳理是时一方大儒江永及受学诸弟子之学行,或可略得管中窥豹之效。

  江永,字慎修,号慎斋,安徽婺源(今属江西)人。生于康熙二十年(1681),卒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享年八十有二。婺源为朱熹故里,理学名邦。江氏一门,经史传家,永父期,寄籍江宁,为县学生,自永幼年,即以《十三经注疏》课督。永禀承庭训,读《大学》,知为学入手乃在格物,博涉多通,务求心得。康熙四十六年(1707)起,在乡开馆授徒,时年二十七。之后,潜心《礼经》,发愿结撰专书,以成朱子晚年纂修《仪礼经传通解》未竟之志。历时十余年,康熙六十年(1721)书成。全书九十一卷,初名《存羊编》,继改《增订仪礼经传》,凡三易其稿,终定名《礼书纲目》。该书承朱子遗意,区分类聚,别定规模,作嘉礼、宾礼、凶礼、吉礼、军礼、通礼、曲礼、乐八门,计一百零六篇。全书以辑录“古注与释文”为主,旨在“但欲存古,以资考核”。由于卷帙过繁,刊行不易,故而书稿尘封十余载,“几为虫蚀鼠穿”。

  乾隆元年(1736)六月,清廷开馆纂修《三礼义疏》。安徽地方当局奉命,将《礼书纲目》抄送书馆。是年冬,同郡理学名儒汪绂有书致永,询问《礼书纲目》梗概。未待江永复书,绂书再至,误信传闻,疑永为学博杂,徒“以博洽自见”。三年(1738)春,永复以长书一通,绍介《礼书纲目》大要,彰明立身及为学旨趣。书中,探讨古礼、古乐,以明“存古”、‘道古”、“志古”、“好古”之意,虽高言复古,亦主张“不必泥古”。九月,绂接永书,误会释然,于答书中以“从事于经学”共勉。至于如何从事经学,汪绂不赞成“因时艺而讲经学”,亦反对“汗漫之书抄”,提倡汉代经师的专门之学,主张:“学者苟具中上之资,使能淹贯六经,旁及子史,尚矣。如其不能,则莫若专攻一经。”翌年春,永再有长书复绂,告以“早年探讨西学,晚乃私淑宣城梅勿庵先生,近著《翼梅》八卷,写本归之梅氏令孙”。又称:“《近思录》,吾人最切要之书,案头不可离者。俗本离析破碎,宋时叶采之注亦未备。尝为之详注,采取朱子之言,以注朱子之书。朱子说不备,乃取叶说补之,叶说有未安,乃附己意。足之十四卷,已有成书。”

  乾隆五年(1740),应在乡翰林院检讨程恂之请,永执教休宁程氏家馆。以花甲之年,完成历学书七卷,计有《金水二星发微》、《七政衍》、《冬至权度》、《恒气注历辨》、《岁实消长辨》、《历学补论》、《中西合法拟草》等七种。同年八月,随程恂入都,三礼馆总裁方苞及儒臣吴绂、梅瑴成、杭世骏等,皆前来问学论难。六年(1741)八月返乡,迄于乾隆十二年(1747),除短暂讲学郡城紫阳书院及赴江西阅卷外,皆在程氏家馆。其间,休宁戴震负笈问学,成为及门高第弟子。

  乾隆十四年(1749),清廷诏举经学特科,永以年届古稀而辞荐,并致书戴震,表示“驰逐名场非素心”。十五年(1750)七月,永七十大寿,震以及门高徒而撰寿序,序中称:“吾师江慎修先生,生朱子之乡,上溯汉、唐、宋以来之绝学,以六经明晦为己任。震少知向慕,既数年,始获一见,又数年,始拜先生于吾邑之斗山。所读诸经,往来问难,承口讲指画,然后确然见经学之本末。既而先生就馆本邑,未能从学,深怅怅焉。”又说:“震少览近儒之书,所心折者数人。刘原甫、王伯厚之于考核,胡朏明、顾景范、阎百诗之于水经地志,顾宁人之于古音,梅定九之于步算,各专精一家。先生之学力思力实兼之,皆能一一指其得失,苴其阙漏,著述若此,古今良难。”

  乾隆十八年(1753),应歙县西溪汪氏之请,永主持汪氏家馆教席。戴震、方矩、金榜、程瑶田、汪梧凤等远近弟子云集,执经问对,同调共鸣。翌年,戴震避仇入京,行囊携永著《推步法解》、《翼梅》等新作。时值儒臣秦蕙田奉命撰《五礼通考》,遂全录《推步法解》,并将永相关论说辑人《观象授时》一类。

  江永晚年,虽已届耄耋,依然课徒授业,著述不辍。迄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三月病逝,不过短短十年间,相继再成《乡党图考》、《律吕阐微》、《春秋地理考实》、《古韵标准》、《河洛精蕴》、《四声切韵表》、《音学辨微》诸书。永为学一生,贯通汉宋,实事求是,毕生究心名物制度、经史舆地、天文历算、律吕音韵,尤以三礼之学最称专精。所著除前述诸书外,尚有《周礼疑义举要》、《仪礼释宫增注》、《礼记训义择言》、《群经补义》、《考订朱子世家》等。乾隆中修《四库全书》,著录永书达十五种、百余卷之多。永学得弟子戴震、金榜、程瑶田等发扬光大,不惟开一代乡邦学术风气,而且声应气求,沟通四方,汇为古学复兴之学术潮流。

  三、苏州紫阳书院

  在乾隆初叶的古学复兴之中,苏州紫阳书院名儒云集,独领风骚,洵称系四方观瞻之学术重镇。回顾苏州紫阳书院之创立,考察其学术好尚之演变,或可从中看到古学复兴潮流的形成,乃历史之大势所趋,有其不可逆转之内在逻辑。

  在中国书院史上,清初顺治、康熙二朝,迄于雍正初的八、九十年间,是书院教育由衰而复盛的一个转变时期。入清之初,在经历明清更迭的社会大动荡之后,出于巩固新政权统治的需要,为了防止知识界异己力量的聚集,清廷一度限制甚至禁绝各地书院的活动。康熙中叶以后,随着大规模军事对抗的结束,社会秩序逐渐平稳,于是恢复和兴办书院提上地方文化建设的日程。作为地方官学的补充,宋代书院初起,为一时学者自由讲学之所在,乃是与官办学校并存的私学。元代以后,书院虽仍多属民办私学,但已经愈益受到官府节制。这种书院官学化的趋势,在明代大为发展。嘉隆以还,南北蜂起的书院,即多属官办性质。清初书院,亦复如此。苏州紫阳书院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于康熙后期登上历史舞台的。

  在中国数千年封建社会中,重视文化教育,是一个世代相沿的好传统。宋明以降,从孔、孟到周、程、张、朱的“道统”说风行,崇儒重道便成为封建国家的一项基本文化国策。入清以后,在确立崇儒重道文化格局的过程中,清廷面临究竟是尊崇朱子学还是阳明学的严峻选择。圣祖亲政,尤其是三藩乱平、国家统一之后,这样的抉择愈益不可回避。康熙四十年(1701)以后,清廷以“御纂”的名义,下令汇编朱熹论学精义为《朱子全书》,并委托理学名臣熊赐履、李光地先后主持纂修事宜。五十一年(1712)正月,圣祖诏告朝野:“朱子注释群经,阐发道理,凡所著作及编纂之书,皆明白精确,归于大中至正。经今五百余年,学者无敢疵议。朕以为孔、孟之后,有裨斯文者,朱子之功最为弘巨。”随即颁谕,将朱熹从祀孔庙的地位升格,由东庑先贤之列升至大成殿十哲之次。由此,清廷以对朱子及其学说的尊崇,基本确立了一代封建王朝崇儒重道的文化格局。

  为响应清廷的上述重大文化决策,倡导朱子学说,端正士习,振兴学术,康熙五十二年(1713)十一月,江苏巡抚张伯行在苏州府学东建紫阳书院。翌年三月,书院落成,张伯行撰文昭示书院宗旨,据称:“学者之所以为学,与教者之所以为教,当以紫阳为宗,而俗学异学,有不得而参焉者矣。不佞乐与多士恪遵圣教,讲明朱子之道而身体之,爰建紫阳书院。”这就是说,苏州紫阳书院创建之初,秉承宋明遗风,是一个以朱子学为宗尚,讲求身心性命之学的所在。

  然而不过短短十年过去,雍正元年(1723),江苏布政使鄂尔泰重修紫阳书院,其后书院的教学内容,已然发生变化。据《鄂文端公年谱》记:“每会课于紫阳书院之春风亭,与贤卿名士互相唱和,时集数十百人。而四方从游,公余少暇,辄与论经史,谈经济,多前贤所未发。学者无不倾心动魄,恨闻道之晚。公乃分为古今文集,俱题曰《南邦黎献》。”足见先前紫阳书院讲求的身心性命之学,迄于雍正初,已经渐为诗文唱和、论经史、谈经济所取代。关于苏州紫阳书院风尚的这样一个转变,20世纪30年代,柳诒征先生撰《江苏书院志初稿》有过如下精当总结:“鄂尔泰与苏之绅耆,及一时召集之士所作之文若诗,汇刻为《南邦黎献集》。书院之由讲求心性,变为稽古考文,殆以是为津渡。”

  沿着这样一条变迁路径往前走,经历雍乾间政治风云的起伏,至乾隆初叶,苏州紫阳书院遂摆脱心性之学的讲求,成为“以古学相策励”的学术重镇。

  乾隆十四年(1749),青年才俊钱大昕由嘉定来苏州,入紫阳书院求学,时任院长为王峻。据事隔四十六年后钱大昕所追忆:“予年二十有二,来学紫阳书院,受业于虞山王艮斋先生。先生诲以读书当自经史始,谓予尚可与道古,所以期望策厉之者甚厚。予之从事史学,由先生进之也。”大昕自编《竹汀居士年谱》亦记:“巡抚觉罗樗轩公雅尔哈善闻予名,檄本县具文送紫阳书院肄业。时侍御王艮斋先生为院长,阅居士课义诗赋论策,叹赏不置。曰此天下才也。自是课试常居第一。青浦王兰泉、长洲褚鹤侣、左莪,及礼堂、习庵皆在同舍,以古学相策励。”谱主曾孙庆曾于该条注云:“先是王少司寇肄业紫阳书院,与王光禄同舍,始知公幼慧,有神童之目。及院长询以今日人才,则以公对。院长转告巡抚,巡抚喜甚,招公至院,试以《周礼》、《文献通考》两论。公下笔千言,于是惊异,院中诸名宿,莫不敛手敬之。”注中名宿云云,依谱主自记,为惠栋、沈彤等。

  排比钱大昕早年求学苏州紫阳书院的上述史料,似可形成如下三点认识:

  第一,至迟在乾隆十四年,苏州紫阳书院课督生徒,已然由经史起步,旨在“可与道古”,且“以古学相策励”。

  第二,此时主持书院讲席及课督生徒诸名宿,既有王峻、李果、赵虹等诗词古文名家,更有一时兴复古学之倡导者惠栋、沈彤。

  第三,乾嘉时期,以经史古学名噪朝野的钱大昕、王鸣盛、王昶、褚寅亮等,其为学根柢皆奠立于苏州紫阳书院。

  四、卢见曾及其扬州幕府

  扬州为运河枢纽,大江东去,运河纵流,明代以来,这里一直是两淮盐运使官署所在地。入清之初,虽历兵燹,疮痍满目,但自康熙中叶以后,百废俱兴,经济复苏,又复成为人文荟萃,商旅辐辏之区。两淮盐商及扬州士绅,素有襄助学术、振兴文教之传统,康熙间著名经师阎若璩的遗著《尚书古文疏证》,即于乾隆初在扬州刊行。乾隆十九年(1754),卢见曾再任两淮盐运使,承一方之良好风气,借助盐商马曰琯、曰璐兄弟的财力,集四方学术精英于幕府,倡导经史,兴复古学,从而使扬州成为古学复兴潮流中的又一重镇。

  当时,会聚于卢见曾幕府的四方学人,主要有陈章、江昱、惠栋、沈大成、王昶、戴震等,其中,尤以惠、沈二人影响最大。据《扬州画舫录》记:“卢见曾,字抱孙,号雅雨山人,山东德州人。……公两经转运,座中皆天下士。……惠栋,字定宇,号松崖,苏州元和人。砚溪先生之孙,半农先生之子,以孝闻于乡。博通今古,与陈祖范、顾栋高同举经学。公重其品,延之为校《乾凿度》、《高氏战国策》、《郑氏易》、《郑司农集》、《尚书大传》、《李氏易传》、《匡谬正俗》、《封氏闻见记》、《唐摭言》、《文昌杂录》、《北梦琐言》、《感旧集》,辑《山左诗抄》诸书。”又称:“沈大成,字学子,号沃田,松江华亭人。……通经史百家之书,与惠栋友善。”

  凭藉惠栋、沈大成诸幕友的努力,卢见曾在二任两淮盐运使的十年间,先后做了几桩可谓转移风气的大事。

  最先做的一桩事,是补刊朱彝尊遗著《经义考》,主张“勿信今而疑古”,倡导“穷经稽古”之学。《经义考》为康熙间经学大儒朱彝尊遗著,全书凡三百卷,彝尊生前所刻仅及其半,即告赍志而殁。乾隆十九年,卢见曾再任扬州,与盐商马曰琯、曰璐兄弟相约,慨然出资补刊,历时一年,克成完书。补刊伊始,十九年夏,卢氏有序云:“窃尝谓通经当以近古者为信,譬如秦人谈幽、冀事,比吴、越间宜稍稍得真。必先从记传始,记传之所不及,则衷诸两汉,两汉之所未备,则取诸义疏,义疏之所不可通,然后广以宋、元、明之说。勿信今而疑古,致有兔园册子、师心自用之诮。”补刊蒇事,二十年(1755)六月,朱氏后人稻孙撰文感激卢见曾及扬州盐商马氏兄弟,据称:“书之显晦,与夫行世之迟速,固有天焉。继自今穷经稽古之士,其得所津逮,而拜使君与懈谷先生之嘉惠者,良匪浅矣。”二十一年(1756)二月,清高宗祭告阙里,卢见曾又将《经义考》装潢二部,恭呈御览。从此,该书得以深入宫禁,流播朝野,于乾隆初叶以后经学之大盛,影响甚大。

  第二桩事是辑刻《雅雨堂藏书》,率先表彰东汉经师郑玄学说,揭出“汉学”之大旗。《雅雨堂藏书》辑刻汉唐典籍凡十三种,主要有《李氏易传》、《郑氏周易》、《尚书大传》、《郑司农集》、《周易乾凿度》等。全书始刻于乾隆十九年,至二十三年(1758)竣工,虽以卢氏署名,实则选书、校勘、撰序等,处处可见苏州大儒惠栋的辛劳。于所刻《李氏易传》,卷首卢氏序梳理《易》学源流,推尊汉学,以存古义,据称:“余学《易》数十年,于唐宋元明四代之《易》,无不博综元览,而求其得圣人之遗意者,推汉学为长。以其去古未远,家法犹存故也。”于《郑氏周易》,同样称:“此书之传,虽不及《三礼》、《毛诗》之完具,然汉学《易》义无多,存此以备一家,好古之士,或有考于斯。”于《周易乾凿度》,还是说:“《乾凿度》先秦之书也,去圣未远,家法犹存,故郑康成汉代大儒,而为之注。……为梓而行之,以备汉学。”于《尚书大传》,依然谓:“三家章句虽亡,而今文之学,存此犹见一斑,为刊而行之。别撰《补遗》一卷,并附《康成集》于卷末,俾后之求汉学者,知所考焉。”以上凡引诸书序言,在在接武乾隆九年惠栋著《易汉学》,以及惠氏历年对郑玄《易》注的董理和郑氏经学的表彰,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乃有他日汉学之风行四方。

  第三桩事是刊行惠栋未竟遗著《周易述》,以存乾隆初叶古学复兴之一重要学脉。惠栋为苏州大儒,四世传经,专意汉学。乾隆九年(1744),所著《易汉学》成,以表彰汉《易》而唱兴复古学之先声。又著《九经古义》,弘扬顾炎武训诂治经之倡导,明确昭告学林:“汉人通经有家法,故有五经师。训诂之学,皆师所口授,其后乃著竹帛,所以汉经师之说立于学官,与经并行。五经出于屋壁,多古字古言,非经师不能辨。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是故古训不可改也,经师不可废也。”自乾隆十四年(1749)起,开始结撰《周易述》,后因病故世而未成完书。惠栋生前,早在入扬州卢氏幕府之初,其治经主张即已为幕主所接受,因之始有卢见曾补刊《经义考》、辑刻《雅雨堂藏书》诸学术举措。二十三年(1758)五月,惠栋病逝。八月,卢见曾即以《周易述》付梓,于卷首撰文记云:“吾友惠松崖先生说《易》,独好述汉氏。其言曰,《易》有五家,有汉《易》,有魏《易》,有晋《易》,有唐《易》,有宋《易》。惟汉《易》用师法,独得其传。……盖先生经学得之半农先生士奇,半农得之砚溪先生周惕,砚溪得之朴庵先生有声,历世讲求,始得家法,亦云艰矣。先生六十后,力疾撰著,自云三年后便可卒业。孰意垂成疾革,未成书而殁。今第如其卷数刊刻之,不敢有加焉,惧续貂也。先生年仅六十有二,余与先生周旋四年,为本其意而叙之如此。”

  五、从惠栋、戴震到钱大昕

  在乾隆初叶的古学复兴潮流中,江南诸多中心城市并非彼此孤立,互不关涉,实则一代又一代学人在其间的往还,已然使之相互沟通,联为一体。正是众多学人的执著和敬业,共同促成了经史古学的复兴和发皇。以下拟略述后先接武的三位大师之相关学行,以窥杰出学人在其间所付出劳作之艰辛。

  我们所讨论的三位大师,一是惠栋,二是戴震,三是钱大昕。三人之中,惠栋最为年长,生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戴震其次,为雍正元年(1723)生人,而钱大昕最少,生于雍正六年(1728)。就年辈论惠栋是长者,戴、钱皆属晚辈。乾隆九年(1744),惠栋著《易汉学》名世,成为兴复古学的杰出先行者。是时,戴、钱俱尚在孜孜寻觅治学门径。十四年,钱大昕求学紫阳书院,因之尊惠栋为“吴中老宿”,且慕名登门拜谒。事隔四十三年之后,年近古稀的钱大昕依然深情回忆:“予弱冠时,谒先生于泮环巷宅,与论《易》义,更仆不倦,盖谬以予为可与道古者。”二十一、二年间,大昕同窗王昶与惠栋同客扬州卢氏幕府,《易汉学》手稿即由王昶抄校。此一抄本及惠著《周易述》大要,亦经王氏而传入京城。所以彼时钱大昕自京中致书王昶,一是告:“惠氏《易汉学》,鹤侣大兄现在手钞,此时尚未付还。来春当邮致吴门,决不遗失也。”一是称:“松崖征君《周易述》,摧陷廓清,独明绝学,谈汉学者无出其右矣。”

  乾隆二十二年(1757)冬,戴震旅京南还,途经扬州。有幸在卢氏幕府同惠栋订交,当时情景,戴震记之甚明:“震自京师南还,始觌先生于扬之都转盐运使司署内。先生执震之手言曰:昔亡友吴江沈冠云尝语余,休宁有戴某者,相与识之也久。冠云盖实见子所著书。震方心讶少时未定之见,不知何缘以入沈君目,而憾沈君之已不及觏,益欣幸获觏先生。”三十年冬,戴震过苏州,晤惠栋遗属及诸高足,曾撰《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一文,以缅怀亡友。文中高度评价惠学云:“先生之学,直上追汉经师授受,欲坠未坠,埋蕴积久之业,而以授吴之贤俊后学,俾斯事逸而复兴。震自愧学无所就,于前儒大师不能得所专主,是以莫之能窥测先生涯诶。”正是在这篇文章中,戴震承惠栋训诂治经的传统,提出了“故训明则古经明”的著名主张。同时,又将这一主张与典章制度的考究及义理之学的讲求相结合,对惠栋学术作了创造性的解释。他说:“松崖先生之为经也,欲学者事于汉经师之故训,以博稽三古典章制度,由是推求理义,确有据依。彼歧故训、理义二之,是故训非以明理义,而故训胡为?理义不存乎典章制度,势必流入异学曲说而不自知,其亦远乎先生之教矣。”

  乾隆三十四年(1769),戴震为惠栋弟子余萧客著《古经解钩沉》撰序,重申前说,系统昭示训诂治经以明道的为学宗旨。他的结论是:“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未有能外小学文字者也。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譬之适堂坛之必循其阶,而不可以躐等。”篇末,戴震重申:“今仲林得稽古之学于其乡惠君定宇,惠君与余相善,盖尝深嫉乎凿空以为经也。二三好古之儒,知此学之不仅在故训,则以志乎闻道也,或庶几也。”

  乾隆三十八年(1773),清廷开《四库全书》馆,戴震以举人奉召入京修书。至此,汉学得清廷优容,大张其军,风行朝野,古学复兴蔚成风气,如日中天。正如当时著名史家章学诚所记:“于是四方才略之士,挟策来京师者,莫不斐然有天禄、石渠,勾《坟》抉《索》之思。而投卷于公卿间者,多易其诗赋、举子艺业,而为名物考订,与夫声音文字之标,盖骎骎乎移风俗矣。”

  乾隆四十二年(1777)五月,戴震在北京去世。此时钱大昕已激流勇退,归隐林泉,以博赡通贯而主盟学坛。五十四年(1789),大昕入主苏州紫阳书院讲席。光阴荏苒,日月如梭,回首当年求学紫阳,不觉已整整四十年过去。在迄于嘉庆九年(1804)逝世的十六年间,钱大昕弘扬紫阳书院传统,以“精研古学,实事求是”而作育一方俊彦。据钱庆曾《竹汀居士年谱续编》记:“公在紫阳最久,自己酉至甲子,凡十有六年,一时贤士受业于门下者,不下二千人,悉皆精研古学,实事求是。如李茂才锐之算术,夏广文文焘之舆地,钮布衣树玉之《说文》,费孝廉士玑之经术,张征君燕昌之金石,陈工部稽亭先生之史学,几千年之绝学,萃于诸公,而一折衷于讲席。”

  后海先河,饮水思源,晚年的钱大昕,以一杰出史家而梳理当代学术史事,分别为惠栋、江永、戴震诸家立传,尤为留意表彰传主兴复古学之功。江永一传,大昕称传主“读书好深思,长于比勘,于步算、钟律、声韵尤明”。且记云:“休宁戴震,少不誉于乡曲,先生独重之,引为忘年交,震之学,得诸先生为多。”戴震一传则大段征引震撰《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古经解钩沉序》诸文之主张,将传主为学宗旨归纳为“由声音文字以求训诂,由训诂以寻义理,实事求是,不偏主一家”。在《惠先生栋传》中,钱大昕总结数千年经学史,尤其是宋元以降学术积弊,指出:“予尝论宋、元以来,说经之书盈屋充栋,高者蔑弃古训,自夸心得,下者剿袭人言,以为已有,儒林之名,徒为空疏藏拙之地。独惠氏世守古学,而先生所得尤深,拟诸汉儒,当在何邵公、服子慎之间,马融、赵岐辈不能及也。”大昕准确地把握住惠栋《易》学与汉学复兴的关系,他写道:“惠先生栋……年五十后,专心经术,尤邃于《易》。谓宣尼作《十翼》,其微言大义,七十子之徒相传,至汉犹有存者。自王弼兴而汉学亡,幸存其略于李氏《集解》中。精研三十年,引伸触类,始得贯通其旨。乃撰次《周易述》一编,专宗虞仲翔,参以荀、郑诸家之义,约其旨为注,演其说为疏。汉学之绝者千有五百余年,至是而灿然复章矣。”

  通过梳理惠栋、戴震、钱大昕三家的相关学行,我们似可依稀看到,乾隆初叶以后,“古学”二字宛若一根无形的红线,把几代学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从惠栋、戴震到钱大昕,是否可以视为古学复兴潮流形成至发皇的一个缩影,我想或许是可以这样去认识的。

  谨录旧文奉政,同声相应而已。倘蒙教言,感激不尽。

  陈祖武 谨识

  二O一一年八月十三日

  于京东潘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