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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以来的谱牒编纂与地域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

发布日期:2014-1-16 浏览次数:2810

 

“宋明以来的谱牒编纂与地域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

20091027-29日,由徽学研究中心主办的“宋明以来的谱牒编纂与地域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我校磬苑宾馆隆重举行,来自美国、埃塞俄比亚和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国家图书馆及上海图书馆等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50余人应邀参加了会议,并向会议提交50篇专题学术论文。本次会议的主题非常丰富,充分反映了目前谱牒研究的现状。

谱牒的编纂体例与方法是谱牒研究的重要内容。王鹤鸣先生从世系、管谱、谱辨等十个方面论述了明代家谱已经趋于成熟阶段,并且指出这与封建社会晚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卞利教授指出,明初徽州谱牒编纂还处于一个较为稚嫩阶段;嘉万以后,徽州谱牒纂修在类型、体例、内容及篇幅上开始步入繁荣发展阶段,在宗旨、谱例、组织等方面也日趋完善,在刊刻与毁版、颁发、收藏与防伪,以及盗卖、损毁谱牒的惩罚方面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管理制度。明代宗族社会以纂修和管理谱牒为中心,将儒家伦理道德中的个人、家庭、宗族与国家有机统一起来,形成了国家与宗族的良性互动。陈瑞副研究员谈到了徽州重视族谱编著的原因、连续编著以及宗族精英主持编纂的相关问题。胡中生副研究员探讨了宋明以来民间修谱活动面临的血缘困境及其解决,试图探讨在宗法制废弛后,民间宗族组织适应国家法律和社会变动的自我调适。王昌宜博士认为晚清民国时期的合肥地区,修谱、藏谱成为族人的普遍群体自觉行为。张小坡博士探讨了清末报刊中的修谱广告这种非常有趣的现象。凡例是谱牒编纂的纲领,邵凤丽博士通过梳理39部徽籍汪氏家谱的凡例,描述家谱凡例经历了寓例于文、序例合一和标准凡例三个发展阶段。朱炳国会长介绍了常州地区新修家谱凡例的一些特色。

对族谱文本的解读和宗族组织的建构方面有不少文章。赵世瑜教授从简略的《董氏族谱》中勾勒出一幅明帝国经略边疆的波澜壮阔的大历史画卷,体现出了族谱对地域社会和国家史研究所具有的价值,期望这种研究方法被越来越多地研究者所运用,从而为族谱的文献价值验明正身。刘志伟教授指出了宋明之后的士大夫修谱理念中隐含着一个固定的结构,即由可逐代查考的继嗣线连接起来的世系和“所闻先人之行”两个部分构成。关于远代祖先的记述和近世世系的记录,有完全不同的来源,是两类截然不同的历史记忆。追溯远祖的做法,是汉唐士族制度下形成的传统。饶伟新副教授根据《江氏族谱》的文本记载和口述调查完全不一致的结果,认为族谱文字记载根本不能按照常规来阅读和理解。根据个人对徽州族谱的阅读,血缘问题普遍存在,但属于宗族的隐私,有隐讳是普遍现象。(当然对文本持怀疑态度是必要的,但是对口述者的理解是否值得完全相信,也是值得怀疑的。对文本的理解只是相对的。)周鑫博士对元人谱序有独到的思考,向我们展示了元人撰序者通过撰写谱序塑造宗族的过程,后来者则利用旧谱与谱序重构宗族。罗艳春博士从万载高村李氏谱的纂修活动的时代特色,尤其注重清中叶宗族的发展与分化问题。温春香博士借助现代族群概念解读了畲族族谱,涉及到了族群意识的维护与改变问题。

本次参会论文中有些对个谱资料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对版本、源流、体例、远代世系及文献价值进行考述,各有独到之处,栾成显研究员认为《新安大阜吕氏宗谱》中的远祖世系并非袭自正史,这就存在着一个正史和民间文献互补互证的问题。栾先生对谱牒资料的文献价值给予了充分肯定。赵华富教授对极为罕见的谱牒文本《新安大族志》展开了较为全面的探讨,观点鲜明地表达了《新安大族志》的存在及其重要价值。汪庆元研究馆员从明刊《新安黄氏会通谱》中发现了珍贵的反映明初基层社会的元代及明初文献,该谱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刘伯山副研究员谈到了谱牒可分为三类,特别强调了手抄谱的数量和利用。杨印民馆员认为《仙源类谱》对研究宋代宫廷历史、典章制度、皇族户籍,科举仕宦婚姻等诸多方面具有不可估量的史料价值。

对谱牒资源的收藏与利用问题,也有很多精彩的报告。梁洪生教授介绍了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江西谱牒的类型及目录比对,充满感情地谈到了在谱牒开发利用和乡土社会之间的一些情感矛盾,期望学者在做研究跑田野的过程中对乡土、对原物要有更多的尊重。钞晓鸿也介绍了咸阳市图书馆所藏家谱综录及其资料利用,尤其是在赋役、基层组织方面的史料价值。认为在家谱利用中要有国家制度史的概念,有大的问题意思,从而带来大的研究突破。于鹏翔教授介绍了东北地区满族谱牒调查、整理、研究的三个阶段。肖禹介绍了国家图书馆谱牒文献数字化问题以及全球寻根网的建设情况。李彩标研究馆员介绍了金华家谱的收藏与整理利用情况,以及与婺文化之间的关系。埃塞俄比亚籍博士吴亚东探讨了明朝对文书档案工作的重视。

族谱在很多专题研究方面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张正明从族谱中探讨罗贯中的籍贯问题,进行资料的比勘。钱正民先生强调了族谱对地域文化研究的价值所在。林济教授探讨了宋元时期徽州“税籍仕谱”的独特宗族现象,给我们展示了一个本宗与税户之间的有趣关系,这种关系影响着宗族的发展和谱牒的编纂。可惜未见全文。吴建华教授探讨了中华强姓的得姓来源及始祖问题。廖华生教授从谱牒中看到了乡饮酒礼的制度设计和地方特色。方利山研究员叙述了徽州方氏会宗统谱的修纂和真应庙的修建历史,指出遍建祠堂和广修旅谱是徽州宗族文化生态最突出的两个特色。徐道彬副研究员探讨了徽州谱牒中朱熹地位的塑造问题。冯剑辉博士强调了谱牒在近代徽商研究(近代徽商发展的基本轨迹、经营和转型的基本特点)中的重要价值。张秀玉探讨了徽州家谱中的徽派版画,认为家谱中版画的发展与徽派版画的发展关系密切,但是并不同步;在数量上,家谱版画始终是逐渐上升的。

还有一些学者专家因工作原因虽然没能参加会议,但是也发来了参会论文。特别要提出的是常建华教授为本次会议提交的论文,从族谱学史、族谱工具与资料整理、族谱介绍与族谱史料价值研究、族谱意义的讨论、族谱资料的利用、少数民主族谱研究等方面介绍了最新进展,尤其指出了北方宗族研究和武术史研究方面的进展。同时,也批评了族谱研究中的一些隐忧:文章不规范、参考别人成果不注明,论述陈陈相因,大同小异,尤其表现在族谱价值的论述上。

本次会议虽然名为谱牒会,但是纯粹研究谱牒本身的文章并不多,而是比较全面地反映了谱牒研究目前的现状,尤其是将谱牒作为史料应用到具体的地域和专题研究中,提交的论文富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虽然目前谱牒文本的资料价值越来越得到学术界的认可,但是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利用族谱资料,如何对谱牒文本进行解构、结构式的解读?在具体的解读中,学者们强调把族谱放入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下,再现历史场景,丰富历史细节。族谱资料虽然具有其他资料不可替代的价值,但在作为史料时,研究者一定要有大的问题意识,要有国家制度史的背景。